第一、馬嵬之變的性質是什么？《辭海》中提到馬嵬坡，是這樣解釋的：“唐安史之亂，玄宗從長安西奔成都，縊死楊貴妃于此。”民間提到馬嵬之變，第一反應肯定也是殺楊貴妃。但事實上，馬嵬之變從本意來講，絕不是要殺楊貴妃，而是要殺宰相楊國忠。我們講過，楊國忠當政以后，基本上沒有做任何一件好事，早就到了官怒民怨的程度了。另外，對于安史之亂的爆發和潼關失守、玄宗出逃，楊國忠都難逃干系。在這種情況下，楊國忠已經成了眾矢之的。不僅是禁軍將士想要殺他，上至太子，下至普通老百姓，沒有一個不恨他，不希望殺了他。正是在這種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普遍情緒下，陳玄禮才發動禁軍將士，制造了馬嵬之變。所以說，殺楊國忠，才是這場政變的主要目標，至于楊貴妃之死，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楊國忠牽連的結果，只能說是這個事情的副產品。

第二、既然政變的目標不是楊貴妃，為什么后來楊貴妃會成為人們記憶中的主角呢？我想，這就是人們的心理問題了。什么心理呢？首先就是對弱者的同情。一個弱女子，在亂軍之中死于非命，這在任何時空背景中都會引起人們的同情。更何況是楊貴妃這樣一個絕代佳人呢。有道是“悲劇就是把美的東西打碎給人看”，在所有悲劇之中，還有比佳人慘死更動人心弦的嗎！也正因為如此，人們才會把目光集中在她身上，甚至編出好多貴妃不死的故事。其中最有影響的就是楊貴妃被侍女替死，本人后來流落日本的說法。八十年代，日本影星山口百惠還曾經聲稱自己是楊貴妃的后裔。

那么，楊貴妃是否有可能逃過一死，東渡日本呢？其實是不可能的。要知道，唐朝和日本雖然有商貿往來，但是，受航海能力的限制，路途還是充滿了艱辛。

以鑒真和尚為例，他在太平年代東渡日本，前后歷經11年，經歷了5次的失敗才最終成功。楊貴妃一個弱女子，在兵荒馬亂之中，又怎么可能通過漫長的敵占區，渡海成功呢！這些傳說只是人們的一種美好愿望罷了。第二個心理就是對盛世的緬懷。安史之亂后，大唐的盛世也就一去不復返了，生活在唐后期的人們對那段安定、繁榮的歷史產生了深深的緬懷之情。這時候，集豐滿艷麗、能歌善舞和榮華富貴于一身的楊貴妃逐漸成為人們心目中盛世的象征。

她的慘死，也就成為盛世終結的標志。在這種情況下，馬嵬之變的政治色彩就被逐漸淡化了，而它的悲劇意味則逐漸強化。也就是在這個轉化過程中，政變的主人公最終從楊國忠變成了楊貴妃。

第三、我們到底應該怎楊評價楊貴妃呢？傳統史家提起楊貴妃，主流評價當然是紅顏禍水。認為唐玄宗正是在她的誘惑下由明變昏，甚至把安史之亂的罪責加在她身上。而現代則有很多人給楊貴妃鳴不平，說楊貴妃基本不干政，楊國忠發跡也和她關系不大，安史之亂更是跟她無關，是無辜的受害者，替罪羊。那么，我們究竟應該怎樣看待她呢？我想，首先要知道，楊貴妃是不是玄宗政局由盛轉衰的罪魁禍首啊？當然不是。

因為無論如何，她畢竟不是當時的政治主角，沒有權力做出任何決策。眾所周知，責任是和權力聯系在一起的，她既然沒有權力，又怎么能追究責任呢！其次，也要知道，楊貴妃雖然不是紅顏禍水，但也絕不是一個賢妃。要知道，中國古代的后妃并不是一般的妻子，而是一種政治身份。人們對后妃的要求并不是不參政，而是以合理的方式參政。什么叫以合理的形式參政呢？按照我們現在的說法就是當好賢內助，經常勸導皇帝干好事，別干壞事。舉個例子。大家都知道漢朝的班婕妤。當時漢成帝寵幸她，想要帶她一起乘車，班婕妤堅決拒絕了。

她說：據我所知，凡是有為的皇帝，身邊一定總跟著賢臣，只有桀紂那樣的昏君才整天帶著女人出入。如果我和陛下一起乘車，不是有損陛下的令名嗎！這才是賢后、賢妃的榜樣。而楊貴妃呢？她雖然很少干政，但是就現有史料來看，她也從來沒有勸導過皇帝要勤政，這難道不是她的失職嗎！事實上，楊家一門能夠飛揚跋扈，在很大程度上不也是和她的縱容有關嗎？這樣看來，傳統史學一提到女人就是紅顏禍水固然不對，但是，現在一味強調楊貴妃的無辜恐怕也有失偏頗。

最后，我還想說，楊貴妃是一個悲劇人物。楊貴妃本來無心政治，她并不象長孫皇后那樣有政治城府，更不象武則天那樣有政治欲望，她只是一個愛好唱歌跳舞、愛好享樂的單純女子，如果能夠始終和壽王生活在一起，她本來可以過一種平凡而幸福的生活。但是，現實卻是，她始終難以把握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