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等人在借洋槍隊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中領略了鐵甲洋炮的厲害，也看到了世界在變。“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此三千余年的大變局也。”在李鴻章看來，“西人專恃其槍炮輪船之精利，故能橫行于中土，中國向用之器械，不敵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因此要變，變則通。

那么，如何變？洋務運動應運而生，堅持中體西用，通過大辦洋務，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近代化之路，奠定了中國近代工業(yè)基礎，建立了近代海軍和海防。但洋務運動旨在用西方先進技術維護腐朽的專制統(tǒng)治，是以不觸及封建制度為原則的“技治主義”。另外，洋務運動的官方買辦，在腐敗的體制上又增加了買辦利益，挾洋自重，以外國勢力作為利益博弈的籌碼，從而加重了國家腐敗進程。不顧時勢，安于現(xiàn)狀，愚昧無知，民智不開。當農業(yè)文明與近代工業(yè)文明大碰撞所產生的大錯位、大變化后，李鴻章及清政府所認識之變，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僅是器物之變，徒有虛名罷了。因此，甲午戰(zhàn)爭中國戰(zhàn)敗，敗在大變局中落后的封建專制的政治體制、經濟制度和封閉狹隘的封建思想上。

清廷堅持以華夏變夷，豈能以夷變夏，對日本維新所帶來的巨變不屑一顧，認為是“改變風俗、荒唐無稽”。1876年，李鴻章在會見日駐清特命全權公使森有禮時的談話可見對變革的巨大偏見。李鴻章說：“閣下贊賞模仿歐風，廢棄舊來服制，猶如將自國的獨立委身于歐洲的制度，豈不是遭人唾棄，羞恥之事？”“我國決然不會進行如此變革，只是不得不在武器、鐵道、電信等機械方面，積極吸收西洋的東西，因為這些東西正是那些國家最優(yōu)秀之處。”

洋務領袖的認識尚且如此，可以想見權貴大臣、八旗子弟和無知百姓的認識了。難怪在進入蒸汽機應用的時代，中國人卻發(fā)明一種“進化”的“馬抬轎子”和“馬拉火車”的交通工具。

到甲午大清徹底戰(zhàn)敗，馬關乞和時，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的對話進一步揭示了兩國對變革的認識。伊藤博文說：“數(shù)年前與閣下在天津相會時，敝人曾進言：貴國之現(xiàn)狀，實有改進之必要，想閣下尚能記憶此事。但爾后貴國晏然依舊，不圖改進，以至今日，實深感遺憾。”李鴻章回答：“實感遺憾……邇來雖常以素志未伸為憾，但夙愿未能一日或忘。唯限于時勢積弊，以致虛度歲月至今。”李鴻章清醒認識到，“日本國之如此長足進步，可以促使我國覺醒。我國人之長夜酣夢，已因貴國之打擊而破滅，從此可以覺醒……相信敝國有識之士，鑒于今日之慘敗，他日必有所覺醒”。

李鴻章晚年被罷官僦居賢良寺，對晚清和自己的一生溢于言表，認為所做的事，“都是紙糊的老虎”，李鴻章痛斥言官制度誤國害事，認為“制度如此，實亦無可如何之事也”。李鴻章從青年時“丈夫只手把吳鉤，意氣高于百尺樓”的豪邁，變作了晚年“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的悲涼，這位晚清重臣自嘲是大清帝國的裱糊匠，一語中的，大清“猶如老屋廢廈加以粉飾”，滔滔之勢，豈能禁遏、豈能不漏。

早在鴉片戰(zhàn)爭后，馬克思、恩格斯就曾預言，中國“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來欺騙自己，這樣一個帝國，終于要在這樣一場殊死的決斗中死去”。甲午戰(zhàn)爭剛開戰(zhàn)，恩格斯站在人類社會文明演變的歷史高度，適時地做出了精辟的判斷：“在中國進行的戰(zhàn)爭給古老的中國以致命的打擊。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了，即使是為了軍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須敷設鐵路，使用蒸汽機和電力以及創(chuàng)辦大工業(yè)……整個陳舊的社會制度也都在逐漸瓦解。”

歷史應驗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預言。如今，三千年的大變局結束了嗎？當今世界已進入后工業(yè)的信息化、大數(shù)據(jù)時代，如何適應時代的變化，如何實現(xiàn)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xiàn)代化，如何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能不是擺在中國人面前的歷史課題。在中國進行現(xiàn)代化建設的征程中，沒有硝煙的國際貨幣戰(zhàn)、貿易戰(zhàn)、信息戰(zhàn)、空間戰(zhàn)、輿論戰(zhàn)、精神戰(zhàn)、超限戰(zhàn)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唯有認清國際大趨勢，與世同舞，審時度勢，以全球視野，對中國在國際格局變化與發(fā)展中進行戰(zhàn)略運籌，才能在國際競爭的叢林中不迷失方向，圓夢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