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性的國會請愿運動從1907年秋冬開始，至1908年夏掀起高潮。當時身為預備立憲公會副會長，而實際是該會靈魂人物的張謇，起初是不很積極的。他和鄭孝胥等強調預備立憲公會注重研究問題，而不注重實際活動。但當看到各省人士皆踴躍投入請愿活動時，張謇與鄭孝胥等改變態度，也發電要求朝廷盡速開設國會。到1909年10月，在諮議局正式開幕的前一天(這時張謇已被舉為諮議局議長)，他去拜訪江蘇巡撫瑞瀓，提出“由中丞(指瑞瀓)聯合督撫請速組織責任內閣，由諮議局聯合奉、黑、吉、直、東、浙、閩、粵、桂、皖、贛、湘、鄂十四省諮議局請速開國會……聯合督撫，瑞任之;聯合諮議局，余任之。”(注：《張謇日記》第23冊，宣統元年八月三十日。)顯然，這時張謇對于請愿國會事變得相當積極。他委派諮議局議員中最有活力的楊廷棟、方還、孟昭常三人去各省聯絡。諮議局會期結束后，先后有16省諮議局代表陸續到上海集會，張謇分別以預備立憲公會、江蘇諮議局研究會等名義宴請各省議員代表。張謇親自策劃入京請愿代表團的組成，親自修改請開國會呈稿。至12月31日，他為16省議員代表團餞行時發表演說，提出“秩然秉禮，輸誠而請……誠不已，則請亦不已”(注：《送十六省議員詣闕上書序》，張孝若編：《張季子九錄》文錄卷10，中華書局1931年版，第11頁。)的和平請愿方針。代表團的領銜人是直隸諮議局代表孫洪伊，他們到京后，展開了頻繁的活動。當時全國出現第一次請愿高潮，但終無所成。

這里應該介紹一下張謇寫給攝政王載灃的一篇上書：《請速開國會建設責任內閣以圖補救意見書》。此意見書當起草于諮議局開會前后，因其同時請速開國會，速設責任內閣之宗旨與其諮議局開會前夕與瑞瀓所商一致。此意見書情文并茂，說理周全而透辟。他首從列強瓜分中國與聯合統監中國之海外言論談起，極言國家面臨的危險形勢。當此危局“外則海軍未立，陸軍不足，海疆要塞不能自固，船艦槍炮聽命于人。內則至艱極鉅之責任，悉加于監國一身。”鑒于此種情況，各省人士始同認“非槍非炮非艦非雷而可使列強稍稍有所顧忌者”惟有速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以求全國上下一心，有負責任之政府以分監國一人之憂勞。故“惟有請明降諭旨，聲明國勢艱危，朝廷亟欲與人民共圖政事，同享治安，定以宣統三年召集國會”。往下并說，如請愿至再至三，終不得請，“恐內外將有不美之觀念”。激烈者“將以為國家負我，決然生掉頭不顧之心”;和平者“將以為義務既盡，泊然入袖手旁觀之派”;如此使士類“灰愛國之心”，豈不可慮！(注：全文見《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卷3，第26、28頁。)

1910年夏，第二次請愿高潮時期，張謇再度上書，申言地方自治為憲政之基礎，而推展地方自治需有經費。以往之國家行政費，無不取給于地方，今自治經費必須另籌。“要之，籌治須財，籌財須稅，籌稅須定系統比率，定系統比率須國會。”(注：見《張季子九錄》自治錄卷1，第14頁。)所以速開國會是一切憲政籌備所必須。但這一次請愿又以不得請而告終。朝廷且發上諭，訓示各省人民，以后“毋得再行瀆請”(注：金毓黻：《宣統政紀》卷23，遼海書社1934年版，第14頁。)。張謇并不泄氣，到第二屆諮議局開會前夕，張謇又以江蘇諮議局名義，發表《公啟》，主張由各省諮議局議長組成議長請愿團北上入京請愿。但這個計劃遭到山西諮議局議長梁善濟的反對。他的理由是，請愿之范圍應越來越擴大，而不應越來越縮小。議長請愿團使請愿范圍縮小，不適應全國請愿運動發展的形勢。其他各省諮議局議長反應亦不熱烈。所以，張謇的這一計劃未能實現。

不久，國會請愿運動進入第三次高潮，許多省會發起大規模群眾集會，迫使督撫采取同情的立場，因而出現各省督撫聯銜奏請速開國會的局面。再加上剛剛開設的資政院，也以全體議員一致贊成通過的奏請速開國會的呈文上達朝廷，終于迫使朝廷做出提前三年，于宣統五年召開國會的決定。這一決定發表后，引起不同的反應。大多數立憲派，包括各省諮議局積極活動請愿的議員們，仍不滿意這個決定。因此，有的省，如東三省、直隸、四川等省醞釀發動第四次請愿。梁啟超發表文章說，欲開國會，就在最近一二年。他斷定“宣統五年”是將來歷史上必不會有的名詞。但張謇及江蘇諮議局中部分上層人士則以為，宣統五年雖非最滿意的期限，但估計再請亦無結果。他們打算就此告一段落，乃向資政院發出慶祝提前召開國會的賀電，又在省城舉行慶祝儀式。然而，這并非江蘇諮議局大多數人的意思。《張謇日記》宣統二年十月十四日記載：“以為十五日慶祝國會之說可行也，至則知眾見多歧。”爭得提前三年召開國會，在張謇看來，終究是有所得。這符合他“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的原則。只是可惜，時不我待，誠如梁啟超所預言，歷史上不可能有“宣統五年”召開國會這個機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