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天空，往往只呈現一種顏色。

人們，習慣于歌頌文天祥的浩然正氣、愛國豪情，卻忘記了他亦有狎妓之好、聲色饗樂之求;習慣于揶揄錢謙益的貪生怕死、屈節降清，卻忽略了他亦有暗中資助抗清志士、幡然悔悟、改過自新之舉;習慣于歌唱某位“民族英雄”的赫赫武功，卻在不經意間錯過了一個機會——揭開隱藏在史籍文本深處的種種秘密。

闡發真相，觸及他們心靈深處的“全面人性”，足以讓天空絢爛，讓生命豐滿。

在“民族英雄”這一光環的籠罩下，一個矛盾的靈魂始終在歷史的天空中游蕩，他渴望著生命的重來……

可他永遠都不會領悟：一切不健全的社會制度、一切人為的災難，根本原因都是壓抑人性、扭曲人性，或放縱人性、任其蔓延的結果。中國封建專制社會，在“人性善”的幌子下，集權統治者高喊著“大公無私”的口號，干的卻是“私天下”的勾當，不僅集天下財富于一身，而且集天下權利于一身。這樣的社會里，一方面是掌權者自身人性的無限膨脹，另一方面則是對百姓人性的無限壓抑。

那些掌權者，常常是一些惡性自私者。持惡性自私觀念的人，不僅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且常常企圖奪取他人的利益，來滿足自己的個人需求。一旦等到機會，他們就會“痛下殺手”。他們較少擁有同情心、良心，在他們的人生哲學中，人與人，恰似狼和狼，而現實世界則恰恰又是“狼多肉少”，因此，生活中僅有一個規則，那就是弱肉強食。所謂良心與道德、統統都是糊弄人的。盡管在很多情況下，他們也將這些漂亮、美妙的詞句掛在口上，可那不過是一個幌子，實質在于更巧妙、更方便地騙取、掠奪他人與社會的利益。在他們“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角逐中，中國的歷史也相應地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惡性循環里停滯不前：皇帝輪做，王朝更換。但人禍依舊，苦難依舊。

公元1662年2月1日，困守臺灣熱蘭遮城堡的荷蘭殖民者被迫與圍困該城九個月之久的鄭成功集團軍達成投降協議。9天后，荷蘭殖民當局及其士兵舉著降旗，灰溜溜地離開臺灣，撤往巴達維亞。淪陷時間長達37年的寶島終于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從此，率軍收復臺灣的鄭成功將軍，也就被描繪成了一位為了民族的尊嚴與國家的利益而戰斗的民族英雄，被形容成了一名大智大勇的反侵略斗士，被刻畫成了一個正視世界、遇挫愈奮、矢志不渝的佼佼者。

那么，事實上是否如此呢？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者的行為，是否真的是出于“維護祖國領土完整”的愛國熱情，毅然作出的正義之舉呢？

1658年，大舉進攻南京遭到失敗之后，鄭成功退回了金門、廈門海域。他看到了全國反清勢力日趨衰微的現實，而且抗清的旗幟——西南永歷朝廷一蹶不振，危在旦夕。他知道清政府撲滅余火之后，下一個目標就是全力對付自己。此時，清廷已經開始實施“沿海遷界”的政策，這一政策并不意味著清廷故意把沿海約三十里的廣袤土地讓給鄭軍，任其屯田扼守，反而恰恰是一種封鎖的手段，旨在切斷鄭軍從內地獲取物資的通道。同時，還可以誘使鄭軍登陸，然后憑借自己在陸戰方面的優勢，殲滅鄭軍的有生力量。而鄭軍有效控制的沿海島嶼，則無法支撐起一支龐大水師的后勤供應。為了拓寬生存空間，鄭成功不得已才把注意的焦點轉向臺灣，因為臺灣有“田園萬頃，沃野千里，餉稅數十萬”，可以永久性地解決他的軍隊及其家眷的生活問題，從而建立起一個以金門、廈門兩島為抗清前哨，以臺灣為物資供應基地的“進可攻，退可守”的戰防體系。

用鄭成功自己的話來說，那就是“我欲平克臺灣，以為根本之地，安頓將領家眷，然后東征西討，無內顧之憂，并可生聚教訓也。”

這就是鄭成功收復臺灣的真正目的。

也許有人會說，鄭成功收復之舉，主觀上雖然著眼于鄭氏集團的利益，但客觀上卻趕走了侵略者，為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也為反清復明的將士提供了一個繼續活躍舞臺。

的確，如果沒有鄭氏盤踞臺灣，清廷就不會視之如眼中釘，就不會刻意收復。臺灣就很有可能被視作化外之地，并因此而脫離祖國的懷抱。由此看來，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者、收復臺灣的功績確實足以名垂千古，稱他為“民族英雄”也不為過。

然而事實上，他這個“民族英雄”，其實是個“歪打正著”的民族英雄，而不是一個純粹的民族英雄;是一個從私利出發，卻沒有料到竟然“一舉成就民族偉業”的梟雄，而不是一個在國家與民族面臨危難時挺身而出，不惜犧牲自身利益甚至生命，來維護國家與民族之根本利益的一代英雄。

因為，大量史料可以證明：鄭成功其實是一個始終以自我為中心，始終以鄭氏集團的私利為出發點，借口反清復明，籠絡各方志士人才，縱橫于南明、滿清各種政治勢力之間，以求實現個人利益乃至集團利益最大化的大軍閥。他從來沒有產生過犧牲自身利益來維護民族利益的高尚念頭，他擁兵自重，缺乏全局意識;他專斷獨行，意氣用事，認友為敵，逼反良將;他在轄區內征收“苛捐雜稅”，置百姓于水深火熱之中。他抱殘守缺，一味堅持“圍城待降”的戰略戰術，結果，“成也圍城，敗也圍城” ;他治軍苛嚴，動輒斬殺、責罰部下，最終落得個“眾叛親離”的下場，以致于正值英年就氣死在臺灣島。

鄭成功一生的成敗教訓，留給后人太多太多的感悟與遐思。

一、鄭成功是明朝福建總兵鄭芝龍的長子。鄭芝龍，字甲，號飛虹，福建南安人。從小不喜歡讀書，卻愛好舞槍弄棒，屬于天生的海盜性格。他18歲就外出闖蕩，流浪日本之后，娶日本女子田川氏為妻(中國文獻稱翁氏)，生下一個兒子，也就是后來的鄭成功。不久，鄭芝龍憑著自己的能力成為一個“在日華僑首領”的義子，并因此繼承了一支龐大的走私船隊，并逐漸發展成為“作亂東南沿海”的海盜集團頭目。被明廷招安后，鄭芝龍反戈一擊，因剿匪有功，升至總兵，掌握了福建十萬鐵甲軍的指揮權。同時，他以此為后盾，通過大規模的對外貿易，成為富甲一方的巨商。

鄭成功回到父親身邊的時候，已然七歲。鄭芝龍給他取名為鄭森，字明儼，號大木。由于明廷推行“重文輕武”的政策，武將飽受文官歧視，因此武官們普遍重視子嗣的文化教育。鄭芝龍也不例外，他重金聘請飽學之士給鄭森講解經史，終于使這個從小生長在異國的長子，于1638年5月間進學成為生員(俗稱“考取了秀才”)。1642年，鄭森18周歲，去福州參加鄉試。當時鄭芝龍已經加官都督，“富擬王者，遠交朝貴，近懾撫按，炙手可熱”。鄭森也因此而擺出了一副貴公子的招搖派頭，昂首挺胸地踱入試場。提學副使郭之奇看他不順眼，就略施小計——沒讓他中舉。

1645年6月，鄭芝龍的弟弟鄭鴻逵擁立唐王朱聿鍵，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權，朱聿鍵以恢復中原為己任，而鄭氏集團卻打著自己的小算盤——想借重隆武朝廷的權力來鞏固自己的獨霸福建的地位。為了籠絡鄭芝龍，隆武帝不僅將鄭芝龍列為定策元勛，使之位高權重。而且賞賜鄭森姓朱，改名成功，“以駙馬體統行事”。這就是“鄭成功、國姓爺”等名字、名號的由來。

1646年1月，鄭成功奉隆武帝之命領兵出大定關。從此棄文就武，開始了他長達16年的軍事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