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關心柴米，讀書人聚焦時政，其中的涇渭，不是一般的分明，故后者對社會脈跳及癥候的敏銳把握無疑遠超前者。譬如雍正二年浙江鄉試中舉的杭州士子龔鑒，就在其策論中寫道：“方今百務奮庸，通達國體之士，罔不暢懷厥來……然則大利之興，合在今日。”一個閉門苦讀的年輕人，若非胸懷天下，洞悉時事，焉有此等見識？

龔鑒，字明永，是龔自珍的曾伯祖父。讀杭世駿所著的《龔鑒傳》以及其他相關史料，我個人以為，龔之廉吏名實，是有悖于傳統定位的，反而深深鐫著時代的印跡。換句話說，因為他順應了那個時代，所以做了弄潮兒。

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呀！在龔鑒眼中，新君與新政，像磁石一樣，吸引并鼓舞著每一個有識之士，他們意氣風發、奮勇爭先，人人揮斥方遒，個個只爭朝夕。為了不辜負這個千載難遇的好時代，龔鑒做出了讓其同鄉同科的杭世駿后來非常欽佩的舉動——不考進士了，直接到吏部報名要求參加工作。雍正三年初，龔鑒謀了個好缺，授江蘇甘泉知縣。所謂選擇決定人生，龔鑒后以“甘泉令聲聞天下”，杭世駿則追求進士第，直到乾隆元年才跳入龍門，由是后悔不迭。

甘泉是揚州轄境，史稱“脂膏之地”。如大多數新官上任一樣，龔鑒也想做點事，但他很快發現，啥事也做不了。計劃筑高邵伯埭，以防水患，上頭不批;打算修建灌溉渠，以防旱情，上頭還是不批;有一次鬧水災，他親自去芒稻河水閘要求泄水，但看閘的小官兒愣是不理他。龔鑒急了！因為他眼中的雍正時代，是不見容于懶官庸官的，考核時若無具體政績，就得卷鋪蓋走人。好在當時的河道總督嵇曾筠就在揚州，龔縣長不辭勞苦去投訴，總算成了點事兒。

史料里對雍正時代的律政記錄非常有趣。官員晚上偷偷搓麻將弄點小錢，第二天一早就會受到警告;寫“紅歌”頌頌皇帝討個好，也被罵得狗血噴頭，此類例子實在不稀罕。至于貪污受賄，處罰更為嚴厲，輕則坐牢，重則砍頭，皇帝甚至還組織百官去刑場觀摩貪官受死，這種“效能風暴”比現在的罪犯現身說法怕是厲害多了。龔鑒眼中的雍正時代，亦基本是這個樣子。

所謂一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龔鑒做了六年縣令，身無長物，老父去世，連喪葬費也拿不出，不得不利用丁憂時間去大梁書院教書掙錢葬父。他的這種清廉無疑是與時代合拍的，有別于其他時期的清官廉吏。

有個已故侍郎的兒子過去跟他有舊，感情有多深，咱們不知道，反正古人語境中的“有舊”，一般都屬于“月亮代表我的心”那種的。人家大老遠來看他，順便求他辦點私事，他居然拒絕了。同城有個官員跟省里的干部關系好，據說還負有監督地方的職責，也遇到事兒來求他，言語中大概透著挾高層以自重的意思，龔鑒絲毫不給面子，端起了茶杯——送客。至于地方豪族士紳的宴請，他向來不屑一顧。于是乎，“甘泉令不近人情”的名頭，一時間傳遍大江南北。

本來嘛，人治社會免不了要講個人情，官員官親也是民眾的一分子，他們的私事只要不違法度，不影響社會的公平正義，能照顧還是要照顧的，雍正自己在這方面就特有人情味兒。比如湖廣總督楊宗仁得了重病，雍正派御醫趕赴武昌診治，并問他有何要求。楊請求讓其在陜西榆林當道臺的兒子請假過來服侍，雍正卻說，請假耽誤他前程，不請假耽誤你養病，不如調他當湖北按察使，公私兩便豈不更好？

最高領導人都這么貼心，然龔鑒偏不，說明他眼中的雍正時代是一個重法治的時代，不該出現人情盲區，只有徹底杜絕吃請送禮，為官者才有免疫力，才能錘煉好作風。《清稗類鈔》里還記載了一則“龔鑒杖僧”的段子，情節比《清史稿》生動多了，也更能說明這一點。

雍正好佛，在一次內庭法會上認識了西湖圣因寺一個叫明慧的大和尚，對其恩寵有加。偏生這個和尚四大不空，仗著皇帝的禮遇，結交官府，請托干求，橫行江浙，似乎沒他辦不成的事兒。然而，明慧的“好時代”與龔鑒眼中的雍正時代顯然格格不入，你有張良計，我有過墻梯，龔鑒心說，只要你敢來我的地盤“頂風作案”，一定要讓你知道知道馬王爺到底幾只眼。

沒多久，明慧果然派人上門來了，又是禮金又是書信，書信里關于跟皇帝握過手、合過影、一起喝小酒等等的榮耀往事肯定沒少提。誰料龔鑒瞧也不瞧，直呼“打出門去”。消息傳開，兩江總督服了，嘆曰：“強項令乃如是耶！”雍正很快也聽說了，感覺丟面，六百里加急召明慧回京，從此圈禁，讀經反省。

龔鑒眼中的雍正時代，確乎史上少見，革故鼎新、改天換地、風云際會、大浪淘沙。百姓們也許能從“攤丁入畝”中稍稍感知氣候的變化，但是讀書人以及官紳們卻從“火耗歸公、官紳納糧”中經受到強烈震撼，抉擇是必須的。那些抵觸、放縱、貶值乃至玩忽的種種逆時代之舉，注定走不通。只有體悟大勢，緊跟時代步伐，積極參與興廢，才能安身立命、建功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