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對另一個人有成見，莫過難以相處，大不了不往來;如果一個領導對下屬產生了成見，怕是就不妙了，事關前程飯碗呀。清代湖南巡撫陳璸，曾遭遇更為嚴重的問題——被皇帝用有色眼鏡瞧了。

陳璸，字文煥，廣東雷州人，農民的兒子，沒有任何背景關系，八股文做得也不咋地。康熙三十三年中了進士后，在京城等待分配，花兒謝了六回，才有機會外放福建古田縣令，旋即轉任臺灣縣，累遷刑部主事、員外郎、兵部郎中等職，后又出任四川學道，補臺灣道。十余年間，工作勤懇踏實，為官廉潔正直，生活一如苦行僧，得了個“清介簡重”的考語。

至少在康熙五十三年之前，皇帝對陳璸的印象還是蠻好的。《起居注》里說，斯年湖南巡撫出缺，“詔命九卿簡選。帝指名問陳璸居官如何？大學士李光地贊其‘居官好，操守清’”。一邊走遴選程序，一邊又自提人選，大臣們揣摩圣意，心知肚明，于是一致同意“陳璸以道員超擢湖南巡撫”。所謂超擢，即破格提拔。那么，康熙對陳璸的成見是如何形成的？問題出在“火耗”上。

火耗是什么就不解釋了，其性質等同于附加稅。康熙年間對火耗的加征額度沒做硬性規定，每兩少則二三錢，多則四五錢，除彌補損耗外，多出部分就入了地方官私囊。由于官員正俸低，知縣年俸僅45兩，一品大員也才180兩，再加上辦公經費常常不足，兩方面的費用都要從火耗上出，對此，朝廷是默許的。晚年的康熙，糾結于接班人問題，一心求穩，而火耗涉及大多數官員之切身利益，動了這個奶酪，勢必引發反彈，這是康熙所擔心的。

偏偏擔心什么就來什么，陳璸就是一個禁火耗的積極分子。這不，他一到湖南就上疏十條，第一條即是“禁加耗以甦民困”，讓康熙很不高興，遂以上諭公開嚴加申斥：“陳璸為封疆大吏，興利除弊，乃伊分內事。火耗應革則竟革之，何用申奏？伊請禁之意，特欲自表其清，以前官為不足算耳。”命其指名參奏，加耗起自何年何撫？不可“含糊以誣人”。又曰：“陳甫任巡撫，輒發大言……衹以年逼桑榆，在任無幾，藉此博身后虛名耳。”三點罪過：貶低前任，表現自我;含糊誣陷，居心不正;夸夸其談，虛榮心重。至此，康熙對陳璸之成見，如滔滔江水綿延不絕了，這可不是鬧著玩的，君臣之間的“斗法”隨即開始。

許多人遇到這種情況，或破罐子破摔，從此消沉;或據理力爭，不惜雞蛋碰石頭。但陳璸沒有這么做，他首先心平氣和地做了相關解釋：“今人一入仕官，于飲食、衣服、器用及交際往來，皆備極華侈。多所費必多所取，方面取之有司，有司取之小民，臉(斂)削無已。應申嚴奢侈之禁。”就是說，禁火耗可從根本上減少官員的灰色收入，有助于弘揚節儉之風;其次他又建議：“……應申禁自府道以下不許收受州縣官饋送，使州縣官有所顧忌，不敢橫征科斂。”意思是，只要剎住送禮饋贈的惡習，地方官沒了保護傘，火耗不禁也禁了。既表明自己想做事能做事的意思，又照顧了領導面子，用心良苦。

但康熙成見難消，次年十二月，將陳璸調離湖南，轉任福建巡撫，赴任前，特地召見了他，詢問“閩省有否加耗”。陳璸充分利用了這次陛見機會，闡述火耗與貪腐的關系：“貪官不在所取之多寡，取一錢即與取千百萬金等。必一錢不取，方可謂之清廉。人所以貪取錢財者，皆因艱于用度。臣曾任縣令，便不至于窮苦，即不取一錢，衣食亦能充足。”

此一回合的“斗法”，陳璸勝了，但勝得不徹底。康熙只是稱贊陳璸是個清官，相信“辦事必好”“人極和平”;但于火耗一事，康熙還是堅持了自己的意見：“……若將火耗分毫盡禁，恐不能行，且恐別人弊端，為民厲。”又曰：“做清官誠善，但恐清而刻，人便不能相安，須以清而不刻為尚。”言外之意，你若再在火耗這件事上給我添堵，我還會對你有看法的。

為了讓皇帝徹底拋開有色眼鏡，陳璸隨后采取了“證據法”，即不光要說，還要做，用事實說話，讓皇帝體察。他不再要求禁火耗了，而是興文教、嚴海防。以“程朱為宗”，教化官吏循圣賢之路，在思想上倡導勤政廉潔;借海盜猖獗，奏請水師護航貿易船隊，以自己的公使錢之一萬五千兩撥充餉銀，后又請以巡撫一年支取司庫余平項下銀六千五百兩充餉銀。公使錢和余平項下銀，實際上都是火耗所得，他以身作則，不沾不染，樹立了廉政榜樣。康熙盡管留中了奏疏，但陳璸的這番心思，他是清楚的。

康熙五十七年，陳璸積勞成疾，卒于官，遺疏將火耗所得之一萬三千四百余兩，派人全部解京充西師之費，“以盡臣未盡之心”。事實勝于雄辯，康熙也終于摘下了有色眼鏡，他動情地說：“清官朕亦見之，如伊者，朕實未見……誠清廉中之卓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