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認為：“百姓足則國家充裕，若期比屋豐盈，必以蠲租減賦，除其雜派為先。”同時他為了減輕巡幸沿途百姓的負擔，經常蠲免沿途地區的地丁錢糧。如第二次南巡，將江南全省積年民欠一應地丁錢糧、屯粱蘆課、米麥豆雜稅二百二十余萬概與蠲除。康熙三十八年(1699)皇帝第三次南巡，看見淮揚一路既困潦災，所過州縣耕獲、市場不及以前二十三年(1684)、二十八年(1689)第一、二次南巡時，認為：“此皆由地方有司奉行不善，不能使實惠及民”，因此“亟思拯恤，截留漕糧，寬免積欠”。采取切實措施減輕百姓負擔。他也認識到，蠲免錢糧原為百姓小民，然而田畝多歸縉紳豪富之家，小民所獲甚微，無田窮民未必均沾實惠，約計人民有恒業者十之三四，余皆賃地出租，所余之糧僅能度日。于是要求地主也要給佃戶適當免收地租，調整主佃及其與國家的關系。

由于康熙皇帝大量蠲免錢糧，民間有建立碑亭稱頌的，康熙皇帝擔心此舉各地仿效，未免致損民力，下令停止建造。康熙四十四年(1705)南巡駐蹕蘇州府城內，正逢生日萬壽節，官民奏進各種食物。康熙皇帝以“因閱視河工，巡訪風俗而來，非為誕辰也”，謝絕禮物。

康熙皇帝還以江南浙江為人文萃集之地，入學名額應酌量加增，又於府學分大中小各增五名，以示獎勵人才之意，也有同江南知識分子聯絡感情作用。

清朝常有百姓攔截官輿告狀之事發生，皇帝的輿轎被攔阻，勢必影響巡視進展，也不利于安全。于是還嚴禁軍民懷奸挾詐，希逞私憤，善于駐蹕處所告訐;倘有妄控，除所告事不與準理外，仍嚴加治罪。從這一點看，康熙皇帝是不會喜歡進行微服私訪的。

但是，康熙皇帝巡幸也不是不見百姓。他到了揚州一帶，因不嚴警蹕，百姓男女老幼奔走雜沓，瞻望恐后，高岸水次，甚至有傾跌之虞。于是要求百姓：“止于夾道跪迎，毋得紊亂追趨，致有諸患。”康熙皇帝巡視山東時，所經城邑百姓扶老攜幼，夾道歡迎，康熙皇帝詢問道路旁的百姓收成情況，得知“連歲順成，民生稍得安業”。

一般來說，南巡多由舟行，官民群集兩岸迎駕，由陸路西巡，經過郡邑官民無不扶老攜幼，歡騰道旁。康熙皇帝令在乘輿左右備咨地方利弊，據說大家都暢所欲言。康熙皇帝曾巡幸至德州，見有一二災民流移道路，于是詢問疾苦，表示關心。

康熙皇帝自稱通過到處巡幸，因此風俗民情無不洞悉。巡視南方時注意米價的變動和市場供求關系，防止米價上漲;關心全國各地納稅交銀而加征的錢糧火耗數量，反對官員加重火耗;了解到江浙人喜好爭訟，告誡改變風尚;認為江南人習尚奢靡，家無儲蓄，山西商人多在當地經商，勤儉生活，故多富饒，倡導移風易俗。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對大臣說：“朕巡幸七省，畿輔秦晉民俗豐裕，江浙則較三十八年時更勝，山東近因水旱大異疇昔，河南百姓生計甚艱，此二省之民深歷朕懷。”這是他巡視地方得到的民生印象，非端居宮中的帝王可比。康熙皇帝評價說：江浙山東等處地方官，因他不時巡幸，各加勉力，操守皆優，山陜官員則劣甚。并說他恨貪污之吏，更過于搞分裂反叛的噶爾丹，此后澄清吏治，如策劃平息噶爾丹就好了。

巡視使康熙皇帝了解到一些民間具體情況，對于行政決策起到了好的作用。如他針對各省督撫上奏編審人丁數目，并未將增加之數全部上報。于是說他凡巡幸地方，所至詢問一戶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納錢糧，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納錢糧，其他人并無差徭，共享安樂。西南平定以來，人民日增，土地開墾耕種，生齒實繁。為掌握人丁的實數，決定從康熙五十一年(1712)起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康熙皇帝巡視地方也不耽誤工作。如康熙二十三年首次南巡，規定奏章俱三日一送行在，有時內閣送來的時間晚了，他要批閱到深夜。

康熙皇帝以頻繁的巡視地方，關心民生，處理政務，給人們留下了“勤政愛民”的良好形象，為以后的皇帝樹立了榜樣。人們打他的主意，編出微服私訪的故事，也算是事出有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