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光緒重新執政，這個問題很難說。歷史學家面對的是歷史事實，解釋這些事實。沒有發生過的事情，歷史學家很難回答。當然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就是從清朝滅亡來講。可以說，在甲午戰爭、戊戌變法以后，清朝的滅亡不可避免。甲午戰爭以后，亞洲這么個大的國家——中國，竟然被日本打敗了，力圖自強的洋務運動也垮臺了。清朝的腐敗、頑固，不能適應世界的形勢，這一點是非常明顯。當年，甲午戰爭以后的民心已經發生了變化，很多當時的人對日本的侵略非常憤慨，對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十分不滿，反對清朝的投降、賣國，要求變法，這樣就會有戊戌變法。可是戊戌變法的機會也錯過了，又被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守舊派撲滅。

失去了最后一次機會，所以完全暴露了清朝政府的不可救藥。慈禧親政以后也打不過八國聯軍，簽訂了辛丑條約。外國人撤退，她又回到北京，重新坐上最高的位置，也搞新政，本身雖然也做了些改革，開工廠、練新軍。但是當時革命浪潮已經起來了，廣大人民參加革命運動。孫中山剛開始搞革命的時候沒幾個人跟他，因為當時人們都寄希望于清朝政府，希望洋務運動、維新變法還能夠挽救中國，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到了戊戌變法失敗以后，愛國的、反政府的民心已經如大潮洶涌，不可阻擋。無法挽救這種形勢，任何個人，包括光緒，也不能改變這種趨勢了。

清政府搞的新政效果恰恰相反，比如訓練新軍，到辛亥革命的時候，就是新軍出來造反，武裝起義;新政派了很多留學生到日本去留學，這些留學生都變成了革命黨，結成同盟會;新政培養了很多資本家，資本家要求實行君主立憲，也反對清朝。所以清政府已四面楚歌。新政培養了自己的掘墓人，為自己的滅亡準備了條件，歷史的浪潮已經不可阻擋了。

假如光緒皇帝在1908年沒有被毒死，也能執政。但他這個人比較懦弱，不像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有氣魄有能力。他身邊也沒有明治那樣得力的大臣，他沒有那一幫人。改革需要群體，當時改革的群體還沒有形成。明治手下有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山縣有朋，以及一大批改革派。

沒有這些改革派，只有光緒一個人有什么用？日本當時的政治環境，全國一心一意要富國強兵。中國當時的環境，不可能出現一個推行全國改革的領袖。實現改革，不是改革者個人單獨創造出來的，而是改革條件成熟，改革要求很迫切，改革的環境形成以后，才會產生一批干練的改革派和一個成功的改革領袖。

是時勢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時勢，這是兩者之間的關系。最根本的事情，是改革的環境、改革的氣氛、改革的社會條件，這樣才能有成功的改革。

當時中國的舊傳統太深厚，不像日本，改革條件還沒成熟，光緒個人即使能力很高，也不行;能力再強，也不行。如果沖不破傳統的阻礙，改革是成功不了的。指望清朝，中國不可能富強。如果光緒不死會怎么樣，當然復雜的局面不好說，但是前途怎么樣，是可以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