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朝開始，在國家的基本法典《大明律》里，就專門設立了“講讀律令”的條文;在《大清律例》中，亦有同樣的條文。此外，明太祖還頒行了《大誥》和《教民榜文》等，供人學習和了解。再者，讀書人不僅要讀《大明律》、《大誥》以及《教民榜文》等，而且科舉考試也會考到相關法律。最后，在民間社會的鄉飲酒禮上，還要宣講皇帝的“六條”圣諭(語錄)和相關法律。

必須指出，朱元璋之所以熱衷于法律宣傳，實際上并不是要依法保障臣民的權利，而是使他們成為匍匐在皇帝權力與淫威下的“順民”，即遵守法律。俗諺“大明律當衣穿，一身是罪”，即生動地表達了這一意圖。換言之，臣民熟悉法律，不去犯罪，即可遠離法律，它與保護權利可以說是毫無關系;在這種語境中，如果臣民“權利”得到了些許保護，那是“意圖之外”的反射效果，而非推行這一制度的內在意圖。

到了清朝，康熙九年，皇帝擴展了順治九年的六條圣諭，搞出了十六條，可謂面面俱到，將統治者希望老百姓遵守的行為規范或道德訓誡予以詳盡開列，以便民眾遵而行之;到了雍正二年，皇帝還擔心老百姓看不懂、不理解，又寫了注解，使其變成了一萬字的講解文本，叫作《圣諭廣訓》。毋庸置疑，圣諭和附載的廣訓，表達了統治者對于帝國秩序的美好理想與崇高愿景。因此，它就成了全國官民人等必須“常常講、月月讀”的最高信條。

為了宣傳圣諭和附載的《圣諭廣訓》，官方還采取了一些具體的措施：

其一，在官府倡導并且參與的基層社會的鄉約集會(通常是每月“朔望”各舉辦一次)中，即有宣講《圣諭廣訓》的環節。鄉約活動的參與者，基本上都是當地的老百姓;至于這一活動的主持者，就比較復雜了，有時候是當地的州縣牧令，有時候是地方上的讀書人，有時候是鄉約，甚至還有從外地聘請來的職業宣講高手。及至乾隆時期，在鄉約集會時宣講《圣諭廣訓》已經非常普遍，因為那是強制性的要求;據說，當時全國已有鄉約多達二萬余處。

其二，為了讓老百姓理解《圣諭廣訓》的精神，有些地方官員還專門編寫了講稿，不但在每條圣諭下節錄了相關的律例、故事以及案例，而且力求寫得通俗易懂;不僅措辭懇切，而且婆婆媽媽，以使老百姓通曉明了。有時，光是白話文還不算，更有用當地俚語來編寫的講稿，在地方人士編寫的講稿中，這種情形比較突出。例如，在廣東宣講《圣諭廣訓》的講稿，就用粵語來寫。實際上，也有被翻譯成滿文、蒙文之類的文本，因為那樣的話，就可以在這些地區進行宣傳和推廣了。可以說，它構成了一整套宣講《圣諭廣訓》的體系。

其三，清代老百姓的識字率不太高，因為教育不像現在這么普及。據說，當時的識字率大約在20%;婦女的識字率更低，估計不會超過10%。就此而言，宣傳《圣諭廣訓》的講稿寫得再通俗，婦孺還是看不懂，怎么辦呢？于是乎，有人就想出了辦法，給圣諭配插圖，以使婦孺能看，也方便識字者講解。也就是說，婦孺看了插圖，如果不懂的話，就會問識字者：這幅畫里講了什么？然后，識字者就可以解釋給她們聽。因此，給圣諭配上圖像，既是為了便于傳播皇帝的圣諭，也是為了便于宣傳法律。例如，早在康熙年間，安徽省繁昌縣的知縣梁延年，每逢朔望之日召集士紳、百姓講解圣諭，還給圣諭配了插圖，即《圣諭像解》，受到了汀南總督和安徽巡撫的表彰，并上奏朝廷。

其四，不斷宣講《圣諭廣訓》，時間一久，難免令人膩味生厭。故而，設法“吸引”聽眾，乃是每一個宣講者必須考慮的問題。在宣講《圣諭廣訓》的實踐中，一些民間作者以故事小說來演繹圣諭，其中還穿插了宗教報應的內容，受到了老百姓的歡迎。例如，晚清嶺南著名的宣講圣諭的作者邵彬儒，就編寫了很多小說意味濃厚的講稿，諸如《諫果回味》、《吉祥花》以及《俗話傾談》等;其中，不乏宗教報應的內容。足見，以通俗化、故事化與宗教化的方式來演繹《圣諭廣訓》，無疑是吸引眼球的一個舉措。宗教故事里的善惡報應，作為勸諭鄉愚婦孺的手段，往往要比道德教條來得有效。汪輝祖在《學治臆說》卷下《敬土神》中說：“蓋庸人婦稺，多不畏官法而畏神誅，且畏土神甚于畏廟祀之神。神不自靈，靈于事神者之心，即其畏神之一念，司土者為之擴而充之，俾知遷善改過，詎非神道設教之意乎？”

其五，在科舉考試時，考生必須默寫皇帝的圣諭。例如，鐘毓龍在《科場回憶錄》里寫過一則故事，說是清代科考必須默寫《圣諭廣訓》的某些條目，以檢驗考生平時是否熟讀牢記。鐘毓龍推測說：“當其初行時，想必人人熟讀，然至余考時，則何嘗熟讀，并其書亦未之知。”結果，唯有夾帶抄襲，交卷了事。實際上，宣講《圣諭廣訓》同樣逃不脫被地方官與老百姓“虛應故事”的命運。

綜上，從終極意義上來講，帝制中國是一個人治社會。然而，為了確保官僚機構的有效運作，為了避免官僚的濫權行為，為了維持民間社會的禮法秩序，皇帝和官僚對于法律宣傳很是重視，并采取了多種措施。但宣傳法律的意圖，乃是希望臣民守法。至于皇帝本身，則不受禮法的嚴格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