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在近代史上是個政治人物——但這只是后人一廂情愿地誤讀，不是康有為本人。一個人做什么事，他就是什么人。康有為是個善于制造市場引爆點、并具有不可思議套現能力的融資界高手。任何事情只要能夠帶來錢，他都會去干，從書生、政治改革家到黑道大佬，每一次華麗地轉身，都給他帶來了豐厚的利潤。康有為第一次在歷史上打響名頭，是“公車上書”。

公車是漢代的官衙稱謂，指以車馬接送舉子入京科考，后演變成舉人上書言事。1895 年，千余名舉子聯名萬言，公車上書，反對朝廷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于是康有為之名，不脛而走，盡人皆知。但實際上，公車上書是由京城高官發動的。康有為最多是個積極參與者，他只征集到80 名書生的簽名，而另一個舉子陳景華，卻聯合了280 人共同簽名。盡管公車上書不是康有為組織的，但他卻是獲利最大的。因為他有著持續經營的思維——三個月后，他就在上海《申報》打出廣告，以每部實洋兩毛的售價，出售他撰寫的《公車上書記》，廣告一連打了六次，稱得上大手筆了。到了第七次的廣告，書價直線下飆——降到了一折銷售，每本售價洋二分。

雖然書價大跳水，但宣傳效果達到了——從此世人以為公車上書，是康有為獨力發動的，而且他還成功地獲取了“人生第一小桶金”。只是市場變化太快了，市場在變，你必須要變。康有為開始尋找新的商機。要不要搞個戊戌變法？為啟動這個強力引爆點，康有為完成了他從書生到政治改革家的第一次轉型。公車上書三年后，康有為游說朝野，終于開始實施戊戌變法。變法歷時103天。因此戊戌變法也叫百日維新。百日維新失敗，太正常了。這么大的國家，怎么可能一百天就搞出個眉目來？而康有為能夠走上歷史前臺，是因為他比別人膽子更大，不管有沒有把握，先拍了胸脯保證、獲得出場機會再說。

康有為走馬上任之后，發現事情根本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容易，于是病急亂吃藥，想出來個把中美英日四國合并一邦的怪想法。這當然不具絲毫可行性。最終他圖窮匕見——密召江湖人物入京，準備圍頤和園，捕殺慈禧太后。但消息走漏，康有為火速逃走。康有為逃到香港，注冊了一家公司，全稱是：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凡加入這家公司的，不但沒薪水發，還要上繳會費，但公司可以向港澳、北美和大洋洲的華僑募捐。許多華僑相信他，紛紛毀家紓難，把血汗錢都送給了康有為。這些錢，就成了康有為政治生涯的“紅利”。據記載，康有為逃出國后的第二年，他就分得紅利上萬銀圓。

政治改革家的身份，成為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的品牌文化，確保了他在融資市場上的收益。這時候康有為的身份，已經由政治改革家，成功轉型為商界強人。康有為的前瞻性投資眼光，也在這時候體現了出來，僅他在墨西哥的地產投資，就收益十多萬銀圓，約合現在的100 萬美金。但是，正常的經營利潤，遠不足以維持康有為的開銷。他有五個老婆，六個兒女，私人雇員40 多個，但最大的開銷還是中國式的人情往來，每月只是紅包就要遞出去2000 銀圓。短短五年時間，康有為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就迅速從巔峰滑落，進入了破產倒計時。強大的融資需求，促成了康有為的第三次轉型。

早在康有為公車上書時，有一個不起眼的追隨者，叫劉士驥，他是和康有為結交20 多年的好朋友。維新變法失敗后，當時在廣西任職的劉士驥，不顧身家性命上書，替康有為鳴冤——這為劉士驥帶來了殺身之禍！但殺劉士驥的，并非朝廷，慈禧太后根本沒有難為他。沒過多久，劉士驥以廣西補用道——相當于廣西主管財政的副主席的身份，去美國為廣西銀礦開采募股。在美國，劉士驥接到知交好友康有為的一封信。康有為明確表示，廣西富饒的銀礦，有必要成為保皇黨的“黨產”。這有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黨產”這個怪詞，是康有為的首創。讓康有為失望的是，劉士驥拒絕了康有為的要求。因為劉士驥已經發現，康有為伸手撈錢，不過是為了彌補自己紙醉金迷的爛攤子。劉士驥的拒絕，讓康有為勃然大怒，從此兩人勢同水火。康有為展開報復，他下令在美國的保皇黨成員，控告劉士驥詐騙。美國警方果然拘押了劉士驥，后經清國外交干預，才得以釋放。

但這只是開始，此時日本間諜機關正在清國周邊活動，他們驚訝地發現，完成募股歸國的劉士驥，在香港被保皇會所綁架，勒令他把募得股資的一半，充入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的賬戶。劉士驥斷然拒絕，而保皇會也不敢在香港行兇，只好放他離開。劉士驥返回廣西半個月后，兇案就發生了。他是在家中遭人伏擊，被亂刀活活砍死的。劉士驥被殺三個月后，涉及廣西銀礦的另一名股東，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暗殺。兩起命案，震驚全國。劉士驥畢竟是位副省級官員，說殺就殺了，這可不妥當。朝廷命廣西限期破案。很快一名涉案疑犯落網，大量證據指向其幕后主使，就是劉士驥的知交好友康有為。

于是，朝廷不得不第二次對康有為發出通緝令。上一次他是政治犯，這一次卻是刑事犯。到此時，康有為也成功地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三次轉型——融資界老大，這有可能才是他真正的身份。但清廷已經來不及追究康有為了，辛亥革命就在這個時間段爆發，改朝換代，推倒重來，再也無人追究康有為指使手下殺害劉士驥的血案。他優哉游哉地返回國內，定居上海，過著富比王侯的生活。細數康氏生平，此人是個地地道道的大冒險家。他的個人成功固然有其精明的成分，有特定的時空背景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人性最需要的是什么。用現在的商業術語，就是他知道什么叫市場。

他只用小小的付出，就換來巨大的回報——而在這個過程中，道德被嚴重忽略了。康有為最大的人生成功，不在于他指使殺人之后、逃脫了懲罰;也不在于他每一次轉身，帶來的都是巨大的商業成功;而是他在干了如此之多不名譽事件后，卻仍然被正統奉為“近代著名政治家”。事實上政治只是他在一段時間里的產品標簽，一旦標簽過時，他就會毫不猶豫地將之丟棄。生前獲利，死后博名。一種不道德的行為，時至今日仍然獲得收益，那只能證明，或者是人性、或者是規則、又或者是二者，在自康有為至今的一百多年以來，始終未發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