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對付鴉片，一度是大清國高層政治站隊的標準。

光祿寺卿許乃濟顯然是另類，他居然提出，既然吸毒無法禁絕，不如準許民眾種植鴉片，以國產毒品對抗進口毒品。

在許乃濟1838年提交給道光皇帝的報告中，抱怨說政府一刀切的禁令導致鴉片在“內地遂無人敢種，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藪全歸外洋矣。”如果“內地之種日多，夷人之利日減，迨至無利可牟，外洋之來者自不禁而絕。”

大清官場向來是用道德方式解決現實問題的——盡管一般都無法解決。許乃濟的非典型言論，為自己帶來了嚴厲的紀律處分，并在次年郁郁而終。吊詭的是，遠在英國倫敦的卡爾·馬克思卻稱贊他是“中國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并嘲諷禁煙派們、當然包括著名的林則徐。馬克思認為：“如果中國政府使(鴉片)貿易合法化……這意味著英國國庫遭到嚴重的損失……英國的鴉片貿易會縮小到尋常貿易的規模，并且很快就會成為虧本生意。”

誰也想不到的是，林則徐在經歷過鴉片戰爭之后，卻越來越接近許乃濟的思想。1847年，時任陜西巡撫的林則徐在寫給他的學生、江西撫州“署知府”文海的信中，居然提出可以種植鴉片：“鄙意亦以內地栽種罌粟于事無妨。所恨者內地之嗜洋煙而不嗜土煙，若內地果有一種芙蓉(阿芙蓉，指鴉片)，勝于洋販，則孰不愿買賤而食？無如知此味者，無不舍近圖遠，不能使如紹興之美醍，湖廣之錠煙，內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脈貫注，何礙之有？”林則徐所擔心的，只是消費者是否能接受國產貨：“第恐此種食煙之人未必回心向內耳！”

林則徐所反對的，并非吸食鴉片，而是進口鴉片。作為地方官，承擔著發展經濟的現實壓力，有關道義的清談就只能是扯淡。鴉片戰爭后，地方政府默許之下的國產鴉片種植，開始迅速而悄然地推行。地方政府之所以喜愛鴉片，因為能征收超出糧食20倍的稅收，“州縣因之添設陋規，私收鴉片煙土稅，亦數倍于常賦”(郭嵩燾)。農民之所以喜愛鴉片，因為“種植罌粟花，取漿熬煙，其利十倍于種稻”，“鴉片之利，數倍于農。小民無知，孰不棄農而趨利乎？”(《籌辦夷務始末》道光十六年九月壬午)。“種罌粟一畝所出，視農田數倍，力又復減省”(郭嵩燾)。

在官心所向、民心所向之下，加上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進口鴉片被明確合法化，鴉片的種植區域，從云貴川等地，迅速擴展到全國。到1879年，全國鴉片的國產化程度竟達到80.12%(臺北中央研究院王良行：《清末對外貿易的關聯效果》)。三年后(1882年)，大清國的鴉片就完全實現了自給自足，成為第一個實現國產替代的行業，并且開始出口創匯。

值得注意的是，向中國出口鴉片的始作俑者英國，其本國也并不禁止鴉片，甚至還有專供嬰兒的鴉片糖漿，以讓孩子安靜下來，直到1914年才要求憑醫生的處方才能購買鴉片相關制品。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鴉片也是英國財政的支柱之一，一如大清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