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明末農民戰爭，人們感慨李自成推翻明朝腐朽統治歷史功績的同時，也感慨其潰敗之迅速。細究起來，李自成敗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知識分子政策的失誤，不能不說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說到李自成知識分子政策的失誤，不妨先從他任用的謀士顧問談起。

李自成生于陜西米脂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崇禎三年(1630年)，他帶領本村一批饑民投奔起義。不過，直到崇禎十三年攻入河南之前，他始終不曾吸收一名儒士，遇到重大問題，只能同身邊的起義將領商議解決。

崇禎十三年秋，李自成率少數人馬，從被官軍圍困的商洛山殺出，攻入河南淅川、內鄉一帶，從五十騎迅速發展至數萬人，于翌年正月占領了洛陽重鎮。隨著起義勢力的復興，牛金星等幾個失意知識分子前來投奔，李自成隨即任命他們充當謀士顧問。他們對農民軍軍紀的整頓、人才的招聘和政權的建設等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特別是幫助李自成制訂“均田免糧”的口號和“五年不征”、“不當差，不納糧”、“平買平賣”的政策。正如鄭廉的《豫變紀略》所指出：“彼其在商洛坐困時，幾顛踣不振，死在呼吸間，無復有海闊天空之望。由寧南一線而縱之壑，出于柙矣。及得牛金星而用之，則魚沖駭浪，雅閃殘陽，兩兇相濟，搏其翼而拚以飛，其勢遂不可復禁。”

不過，李自成起用的這些知識分子，大都是些下層的失意文人。如牛金星，天啟七年舉人，“通天官風角諸書，亦頗講孫吳兵法”，曾做過塾師。因兒媳之死，與姻翁王士俊反目興訟，被官紳合謀誣陷，逮進大牢，革去功名。河南人宋獻策，連個秀才都不是，但粗通文墨，“精于六壬奇門遁法及圖讖諸數學”。崇禎十四年，經牛金星引薦加入起義隊伍后，向李自成獻上“十八子主神器”的讖語。還有一位流傳很廣的所謂李自成的“謀主”——河南杞縣的李巖，自清代以來就有不少人考證其為“烏有先生”，就算實有其人，也不過是個舉人。后來，隨著起義勢力的不斷壯大，李自成還任用了其他謀士，但層次都不高。這些下層知識分子，長期生活在鄉野或江湖之間，不僅缺乏帶兵打仗、從政治國的經驗，而且視野狹隘，不能準確把握全國形勢及其走向。他們的出謀劃策，也就不免出現這樣那樣的偏差與失誤，從而埋下日后敗亡的禍根。

首先，是“均田免糧”口號和“不當差，不納糧”、“五年不征”的政策問題。在當時，平均主義口號和政策的發布，毋庸置疑會贏得廣大農民的熱烈擁護，“從自成者日眾”，短短一年時間，李自成的隊伍就發展為百萬大軍。但絕對平均主義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真正實現的。賦稅是國家機器存在的基礎，在農業社會，不征賦、不派役，百萬起義大軍就沒有糧餉，大順政權的機器就無法運轉。沒收官府庫存和明宗室的大量財物，只能救一時之急，無法解長期之需。農民軍雖曾實行屯田，也曾頒布一個征糧的辦法，但并沒有普遍推行于所有占領區，也沒有長期堅持下去。所以，收入不足以支付龐大的支出。因此，攻占西安之后，大順政權就采取追贓助餉的辦法，嚴刑拷打迫使官紳交出財產，以充軍費。在關中的渭南，鄉紳南氏曾被責“餉百六十”;在河南，大順政權的官員“下車即追比助餉。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騷然不得安生。甚則具五刑，而死者比比也”。這種做法，不僅造成社會混亂，人心動蕩，更嚴重的是將明朝的官紳乃至士大夫推向絕路，堅決站到明王朝一邊，與大順政權頑抗到底。攻占北京后，大順政權不僅沒有進行政策調整，反而將追贓助餉推向高潮，“其輸餉之數，中堂十萬，部院、京堂、錦衣七萬，或五萬、三萬，科道、吏部五萬、三萬，翰林三萬、二萬、一萬，部屬而下，則各以千計矣。勛戚之家無定數，人財兩盡而后已”，此舉更使明朝大批官紳士大夫倒向清王朝或南明的弘光朝廷。吳三桂之所以在投降大順政權后又叛清，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父吳襄在北京城破后被逮捕“索餉二十萬”，加上怒聞其愛妾被李自成部將劉宗敏掠去。

其次，是對當時全國形勢及其走向的認識和把握問題。明末農民大起義爆發后，在中國遼闊的大地上，存在著農民軍及其建立的政權(包括大順政權和大西政權)、明王朝和清王朝三股勢力的角逐。不論是明王朝鎮壓了農民起義軍還是起義軍推翻明王朝，獲勝的一方最終還得與清王朝展開一場生死搏殺。而此時的李自成眼里，敵人只有明，而沒有清，對形勢缺乏準確的判斷，未能預見到在推翻明王朝之后還將面臨著與清王朝的決戰。而李自成身邊的那些謀士顧問，也缺乏統攬全局的眼光。進京之前，李自成擁有百萬大軍，卻將大批主力部隊分布在西北、湖廣、河南、山西、畿輔等地，只帶了大約8萬(一說10萬)部隊進京。攻占北京后，對畿輔周圍戰略要地的防守、部署也欠妥當。京東山海關一帶未派嫡系大將鎮守，卻寄希望于招降撤入關內的明遼東總兵吳三桂、遼東巡撫黎玉田和關門總兵高第。在遼東和關門的明朝官軍受降后，李自成又只派幾天前剛歸順的明總兵唐通率領原部8000人接管山海關防務，命吳三桂率部進京，根本沒有預防清軍入關、問鼎中原的準備，終致敗亡。

李自成為什么要用低層次而不是高層次的知識分子充當謀士呢？這就觸及到李自成的知識分子政策問題了。

李自成出生于貧苦農民家庭，從小沒有受過教育，沒什么文化，并不熟知前朝開國皇帝如劉邦、朱元璋等任用知識分子奪取天下的歷史經驗。加上在那個“學而優則仕”的時代，讀書人一旦高中，到衙門里做官，就擺起架子，作威作福，欺壓百姓，李自成對此不免心生厭惡。以至起義后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對知識分子采取一概拒斥的態度。崇禎十五年甚至還發生劓(削去鼻子)、刖(砍去雙足)襄城諸生的事件。這種粗暴的做法，無異于為淵驅魚，把知識分子都推向敵對營壘。此后，李自成三圍開封，開封的士大夫都站到官軍一邊，同起義軍對抗到底。二圍開封期間，推官黃澍便在曹門豎起白旗，上書：“汴梁豪杰，愿從吾游者，立此旗下。”開封城里“郡王、鄉紳、士民、商賈無不愿入社”，其中的“士民”就包括不少士大夫。

崇禎十五年夏秋，起義軍已基本在占領的各個府縣設置地方政權，急需大批文化人充當行政官員。當年年底，李自成“始議開科河北(指河南黃河以北地區)”，“一、二等者，送吏政府選官”。但這時的開科取士帶有強迫性質，士子沒有拒絕參加科舉的自由。崇禎十六年正月，湖北德安府“遍拘諸生”參加考試，就有“寧投水不赴者”;在河南汝寧縣，“偽官金有章下令考試茂才授職，規避者，處以極刑”;在陜西，應試者若“不應，則逼而致之”。河南人李模回憶他參加農民軍的科舉說：“……先期榜示曰：‘有不預試者，屠其家。’不得已皆出。試之日，有激憤為文大罵者，有感傷為文痛哭者，有畏禍勉應故不成章者，自成怒曰：‘我剪爾輩如刈草，但我方施仁義，且殺之不武，只殺其罵與哭者，其故不成章者皆裁去耳鼻，俟一統開科禁錮終身。’”李模大概屬于“故不成章者”，結果“鼻耳皆裁去”。

除了開科取士，李自成雖也依靠牛金星等人陸續招募一些明朝進士，擔任中央機構的官職，但也只是讓這些歸順的進士擔任具體的行政職務，未曾任用他們充當謀士顧問，說明他對高層次的知識分子還是心存疑忌。即使崇禎十七年攻占北京后，李自成也只錄用四品以下的明朝降官，“三品以上獨用故侍郎侯恂”，那是因為侯恂被崇禎關進了監獄，以為他必定恨透明王朝，可為農民軍所用。不僅如此，李自成還規定，所有大順政權的文官一概受武將即起義農民將領的節制。就是這些被任用的明朝降官中，李自成也從未認真征詢過他們對天下大勢及治國治軍的意見。其實，這三千名降官中，不乏對全國形勢有清醒認識并具治國治軍才干者，其中有的后來降清，就被清廷擢任六部尚書甚至大學士，為清廷剿滅農民軍和南明的抗清武裝、確立統治地位立下了汗馬功勞。

從被政治化、被意識形態化的程度而言，由古到今的中國知識分子，從來就不是一個獨立的群體。他們隸屬或依附于哪個政權或勢力，便用所掌握的文化知識來為哪個政權或勢力服務。如果李自成能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在站穩腳根之后，像劉邦、朱元璋那樣禮賢下士，廣泛網羅知識分子，特別是吸納具有真知灼見，能準確判斷全國形勢并提出相應對策的高層次知識分子，在制定重大戰略方針和政策措施時注意傾聽他們的意見，是可以少犯或不犯錯誤，使大順政權的統治穩定下來，阻遏、擊敗清王朝的進攻，進而統一全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