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榮國公”，相信絕大多數人會聯想到《紅樓夢》，會聯想到開創賈府百年基業的“榮國公”賈源。但《紅樓夢》畢竟是小說，里面描寫的那些人和事兒，包括“榮國公”的封號，多是作者的虛構和杜撰，所以不能等同于歷史來看。歷史上真實的榮國公為數不少，像隋唐的來濟、高滿政，明朝的梅殷、張玉，都因為戰功被封賜為“榮國公”。而歷史上以僧人身份獲此殊榮的，卻只有明朝永樂年間的道衍和尚一人。

無論是在明朝歷史上，還是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道衍和尚都可以稱得上是一位深通謀略的奇人，一代參透世俗的高僧。如果說玄奘法師和鑒真高僧在佛學傳播和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的話，那么道衍和尚則改變了明朝政治格局，進一步說，他改寫了中國歷史的篇章。其個人成就，以及對歷史進程的影響力，決不亞于三國時期謀劃三分天下的諸葛亮和元末明初的傳奇人物劉伯溫。

道衍，俗名姚廣孝(1335—1418)，江蘇長洲(今江蘇吳縣)人，出身醫家，博學廣識，精通儒、道、佛等諸家之學。十四歲時，度發為僧，改法號道衍。三十歲時，前往徑山隨師習禪。期間，他游歷四方，與當時許多吳中文人往來頻繁，交游酬唱、評書品畫，所以有人把他列為“北郭十友”之一。四十八歲時，經人舉薦，入燕王府開始輔佐野心勃勃的諸侯王朱棣。

如果沒有道衍的煽動，朱棣未必敢舉事;如果沒有道衍的擘畫，朱棣也未必能成事。盡管燕王朱棣覬覦帝位已久，盡管北平集團的實力雄厚，但以一隅反天下，以王府北平挑釁國都南京，朱棣心里終究還是沒底，更不敢輕意的付諸實施。朱棣最后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奪他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江山，從某種程度上說，道衍和尚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對于朱棣來說，道衍和尚在他心目中的份量，遠不是一個普通的軍師或者謀士，而是“靖難之役”的總智謀和總策劃。說白了，是道衍和尚最終促成了整個“奪宮事件”的大功告成。

單從對時局的判斷和對戰機的把握上來看，道衍的大局觀念和軍事謀略就讓人稱奇，更讓當時身處“溫柔富貴鄉”的建文帝措手不及。朱棣起兵之后，“靖難軍”與“中央軍”曾有過近三年的軍事拉鋸戰，雖然雙方各有消耗，但總體形勢對朱棣一方更為不利。如果再這么耗下去，吃虧的肯定是朱棣，必須要速戰速決，否則功虧一簣。認清了這一點，道衍突出奇招，建議朱棣輕騎挺進，直取南京，“毋下城邑，疾趨京師。京師單弱，勢必舉。”這一招，比起當年官渡之戰時曹操徑取烏巢之舉，毫不遜色。這種派出尖刀部隊直插敵軍心臟的戰術果然奏效，朱棣很快就“連敗諸將于淝河、靈璧，渡江入京師”。混戰中，建文帝不知所終，朱棣撿起侄子丟在地上的帽子，如愿以償的當上了永樂皇帝。

從堅定信心的煽動，到縝密周詳的策劃;從造反前的充分準備，到舉事后的戰略調整，道衍與朱棣如影隨形，寸步不離，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直到朱棣順利渡過長江天塹，一直充當著北平集團“主心骨”和“總指揮”的角色。對于這樣一位輔佐自己成就帝業的元勛人物，朱棣沒有虧待他，不但“論功以為第一”，封為“資善大夫、太子少師”，而且還“復其姓，賜名廣孝”，道衍的祖父也被追封為大官。就連新皇帝朱棣與他說話的口氣和稱呼，都有了極大變化，“呼少師而不名”。

對一般人來說，分享成功后的成果和喜悅，乃人生大快之事。然而，貴極人臣的道衍卻不這么認為，歷史上“兔死狗烹”的例子，以及朱元璋對功臣的血腥屠殺場景，使他不得不選擇了在人生巔峰時的急流勇退。朱棣讓他蓄發還俗，他不干;送他兩個漂亮姑娘，他不要;賜給他一套豪華別墅，他不住;最后，讓他管理全國佛教事務，仍舊入朝議事，他同意了。于是在永樂朝，人們經常可以看到一位老態龍鐘的光頭和尚，上朝時穿著制式官服，回家后便披上袈裟，那自然就是姚廣孝了。姚廣孝雖然名義上只是一個管理宗教事務的官員，但實際上仍然是朱棣最重要的謀士與心腹，朝中重大事務，朱棣都要找他商量。正是那件袈裟，才沖淡了朱棣對他的戒心;正是抽身自退，才博得了皇帝對他的信任;正是低調檢束，才得以與皇帝善始善終。

雖然選擇了遠離官場，但姚廣孝對自己的興趣和追求卻沒有絲毫改變和半點停歇。晚年，他承擔皇太子、皇太孫的輔導講讀，主持了《永樂大典》、《明太祖實錄》等書的修纂。永樂十六年(1418年)三月，姚廣孝因積勞成疾，在慶壽寺病逝，享年八十四歲。朱棣知道后“震悼，輟視朝二日，命有司治喪”，并“以僧禮葬”，以尊重姚廣孝生前意愿。同時，還追贈其為“推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國公”，謚“恭靖”，明成祖朱棣親制神道碑志其功。洪熙元年，加贈少師，配享成祖廟庭。生前榮極一時，死后無上榮光，對于以和尚身份受封“榮國公”的道衍來說，這才是真正的千古榮耀，這也是《紅樓夢》中的賈府之“榮”所望塵莫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