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郭沫若與于立群及子女。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

原配夫人張瓊華(1890-1980)，與郭1912年結婚，旋即被拋棄，但未離異，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無子女。

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戀愛同居，后被拋棄，五個子女。解放后由中國政府安置，副部級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國政協委員，直到病逝止。

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稱為“抗戰夫人”，1938年初與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縊死于北京故居。

另外，他還有婚外情人三五個：

彭漪蘭(安琳)，南昌起義途中的“革命伴侶”，1927年10月底，起義失敗后回到上海，在內山書店樓上同郭度過短時“蜜月”后被拋棄;

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拋棄后自殺;

黃定慧(又名黃慕蘭，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時期的一代風流，武漢市黨部婦女部長，定居山西省;

妓女×××等，姓名不詳，只知太過多情，將性病傳染給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郭沫若傳》北京文藝版，1988)

安娜的五個子女是：長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兒淑子，四兒志鴻。他們學有專長，均有所成。

于立群的六個子女：兒子——漢英、世英、民英，女兒——庶英、平英，最小的一個兒子名不見經傳。其中三兒子民英在“Wenger”中自殺，二兒子世英于1968年在北京農業大學被毆打致死。

這兩家兒女之間不相往來。郭沫若這十一個后輩中，除女兒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紀念館副館長，沾點文史的邊兒外，無人繼承父業。

他們，特別是安娜的子女，對郭沫若也不親近，也不敬重，更無感情。二兒子郭博曾在記者面前這樣評價父親：“對于家庭，郭沫若是個罪人。”這一意見，語驚四座，值得郭研界關注，郭沫若的確在家庭婚戀問題上出現了不容忽視的毛病。

先看郭沫若與情人于立忱之間的問題。

于立忱原籍廣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隨父在天津求學，后為《大公報》記者，約1934年被報社派駐東京。到東京即與早已相識的郭沫若來往，過從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殺。

對于她的自殺，幾十年中間一直是個謎，有的人只是這樣猜測：于立忱之死是因為她參加東京游行示威，高喊反日口號，被日方驅逐，回國后又受到《大公報》主編張季鸞的糾纏，無法擺脫，加之身患重病，絕望之余，尋了短見。

其實，這一說法純系捕風捉影，或故意為郭沫若掩飾。究竟真象如何，請讓在北伐時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謝冰瑩向我們詳細揭示這個謎底：

這是半個世紀前一個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實故事。

于立忱長得亭亭玉立，皮膚又白又嫩，兩道柳眉、配著滿口貝齒，說起話來有條有理，一見就給人親切可愛的印象，這正是當記者的標準條件。唉！誰曾料到，這樣一個聰明、美麗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這是一個秘密。一天，于立忱告訴我，她要去醫院割盲腸炎，我按約定的時間去醫院看她。護士說她在產房，孩子都取出來了。在產房，立忱看到我，搖搖頭，一串熱淚滾了下來。我連忙安慰她。

她說：“我告訴你，將來你要替我申冤，答應不答應？”

我說：“沒有問題，當然答應。”

這時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淚說：

“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這樣一個卑鄙無恥、人面獸心的大騙子！”

“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說他和安娜根本沒有感情，更談不上愛。他說自從愛上了我之后，他下決心要擺脫安娜，正式提出離婚，然后和我結婚，可是自從我受騙懷孕之后，他的態度突然改變，對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經三個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這時我才大覺大悟，才知道他原來是寡廉鮮恥的，人格掃地的大騙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實在無臉面見人了，我要自殺。我對不起父母，對不起國家，對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后，就真的自殺了。(《于立忱之死》，《傳記文學》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謝冰瑩講的這個故事，如果我們善于思考的話，從于立忱的絕命詞“如此家園，如此社會，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中就應知道了。“如此家園”者，是指國家破敗，民族危亡人民離散，令人憂心;“如此社會”者，是指像郭沫若這樣的名詩人，革命者，青年們崇拜的偶像，竟然也如此骯臟，如此卑劣，實在令人失望;所謂“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當然就是指她本人還這樣年青，才25歲，卻被人誘騙失身，顏面喪盡，事已至此，而又無可奈何，不得不向社會，向公眾發出她再也不能為祖國，為人民揮灑筆墨，奔走呼號了的凄厲嘆聲。其悔恨、羞恥、疾首蹙額之哀痛狀，實難言表，那就是說對國家、對人生、對自己已經徹底絕望，只有自殺。

六十年前情人于立忱對郭沫若的認識，和六十年后兒子郭博對郭沫若的認識不謀而合，這是偶然的嗎？不是。他們都是親身體驗，近距離觀察，大概比學者們說的話更可信。

為了進一步證實這個問題，我們再請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點補充。

安娜不同于張瓊華。我們可以說張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封建包辦婚姻，你逃婚也好，拋棄也好，無可厚非;而與安娜是自(和)由相愛結合的，理應永遠忠誠。然而他不。他不僅在婚姻存續期間就與安琳、與于立忱等發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從1937年始，借回國之機，把安娜連同五個孩子一起徹底拋棄，另尋新歡。(當時長男和夫20歲，次男郭博18歲，三男佛生15歲，女兒淑子13歲，四兒郭志鴻6歲。)此后從不給這群孤兒寡母寄一封信，匯一文錢，任他們輾轉掙扎，啼饑號寒，被日本警憲鐵蹄踐踏，皮鞭抽打，其境況遭遇，苦不堪言。

當《改造日報》記者陸立之先生于1947年前往東京安娜住處時，面前一片慘景：室徒四壁，空無一物，全家僅靠一點山芋充饑。

見中國的記者到來，安娜涕淚交流，哽咽難語，她只能斷斷續續地泣訴：“鼎堂他不應該是這樣。自從他走掉之后，我們，我和孩子們都為他擔驚受怕，他卻音信全無，把這個家全忘了。如果說是戰爭阻隔，信息不通，這也是借口胡說，這里還是不斷的有中國人的消息，我就讀到過他回去后寫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轟炸中來去》，說自己光榮的見到了蔣介石……”(《上海灘》1995年11月28日)

這類問題，反復出現在郭沫若身上，對他的形象必然造成負面影響。所以他本人也說：我不是個“人”，我是壞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確實是壞透了”。

的確，兩性關系只與當事者有關，其他人是管不著的。我們所談的問題的核心在于你是否進行了性欺騙，性訛詐，性強制，性背叛，或性出賣;在性愛問題上你是否和政客們一樣搞了什么陰謀詭計，玩了什么花招伎倆;一旦發生了性矛盾，性分歧，性沖突，性危機，或性變遷時，你是否表現出了充分的理智和負責任的態度，耐心地、妥善地去解決。也就是告誡人們切不可像郭沫若那樣，飲夠了愛情的甘甜佳釀之后而不惜將杯杯鴆毒硬灌進對方的口中，制造一出出婚戀家庭悲劇。

張瓊華是悲劇，安娜是悲劇，于立忱是悲劇，于立群也是悲劇。這四大悲劇，可說是郭沫若人生人格的一絕，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無人可與之比肩。

當然，如果更坦率一點的話，讓我們從更廣闊的領域、更豐富的內容、更深刻的意義去認識，去理解，郭沫若本人更是一出典型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