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都為各自的老東家東漢、曹魏立下過汗馬功勞。

早在漢獻帝被董卓脅迫西去長安，十八路諸侯討董卓之時，曹操就放棄了“春夏讀書、秋冬射獵”的士大夫悠閑生活，毀家紓難。十八路諸侯各懷心思，真正勤王救駕的恐怕只有曹操、孫策二人。

董卓被殺，漢獻帝擺脫董卓舊部李傕、郭汜控制，千辛萬苦回到洛陽后。又是曹操，派兵接漢獻帝到許都，漂泊無定的東漢小朝廷這才獲得一個相對安定的喘息之地。

當然，曹操由此也獲得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優勢，依靠代天子征伐的名號，最終平定中原，完成北方的初步統一。雖然被赤壁一把火燒得片板不存，落荒而逃，但也總算保住了之前的勝利成果。至少在曹操的治理下，東漢王朝不再顛沛流離，民眾也初步得到休養生息。

司馬懿對曹魏的主要貢獻，是在魏明帝曹叡時期。必須指出的是，曹操因觀察司馬懿有“狼顧之相”而對其猜忌壓制的故事，不一定屬實。這是晉朝史官刻意為司馬懿書寫的受害者形象，從而為司馬氏奪權營造輿論基礎，論證其合法性。

曹操時代，曹家和夏侯氏人才濟濟，司馬懿并沒有得到太多展示才藝的機會。直到曹丕稱帝，曹魏皇室對諸王多加防范，不再放手使用，司馬懿這才獲得了獨當一面建功立業的機會。尤其是在西北防線與諸葛亮對峙時期，盡管是堅守不出，但也沒讓諸葛亮占太多便宜，最終熬得孔明大星斗落五丈原。

曹魏立國后，最主要的威脅一直來自西方，來自以大漢正統自居的蜀漢。司馬懿與蜀漢最為優秀的臥龍對峙，并將防線穩定下來，隨后又移師東北平定遼東公孫淵，為曹魏與蜀漢、東吳開展和平競爭贏得了一個較為安定的國防環境。如果和平對耗，曹魏碾壓蜀漢、東吳是分分鐘的事。

借助時勢成就英雄偉業，曹操和司馬懿都是相同的，二人功成名就之后的選擇也似乎很一樣。

曹操“托名漢相，實為漢賊”，司馬懿也不遑多讓，可以說是“托名魏相，實為魏賊”。各自為曹家和司馬氏打下了化家為國的基業，兒子曹丕、孫子司馬炎分別登基稱帝，開創新朝。

但表面上的相似，掩蓋不住實質上的不同。

曹操玩的主要是陽謀，司馬懿更多是陰謀。

曹操的指向很明確，就是一統天下，要滅誰總會事先打招呼。你看赤壁之戰前夕還寫信給孫權，爺我已經練好八十萬水軍，與你來一場打獵友誼賽如何？“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于吳”。短短三十字，英雄豪氣，王者意氣，躍然紙上。

絕對掌控東漢朝政后，曹操也沒有掩飾要化家為國的志向，明確說出“若天命在吾，吾當為周文王矣”，后人比我聰明，讓他們去辦這件大事吧。

反觀司馬懿，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最遲在魏明帝曹叡青龍二年(公元234年)，即曹魏齊王正始十年(公元249年)高平陵政變前十五年，司馬懿就已經開始謀劃篡魏自立的反革命事業。而此時他的主子，是對其最為信任而且后來含淚托孤的曹叡。

反革命事業已經開始磨刀霍霍，表面上還要裝成一個無欲無求、人畜無害、病勢沉重的形象。曹爽去派人去探望病情時，司馬懿裝瘋賣傻到連荊州和并州都分不清，喝口湯都要灑在衣服上，表演得真是“衰老病篤，死在旦夕”。司馬懿的詐病賺曹爽，簡直就是“詭詐權譎”一詞的生動演義。

曹操是政治家，司馬懿是政客。

曹操與司馬懿最主要的不同，其實就是政治家與政客的區別。西方政治家關心的是下一代人，政客關心的是下一次選舉。中國政治家關心的是萬世基業，兆民憂樂，政客關心的是無上權力，家族利益。

曹操雖沒能一統天下，但至少完成了黃河流域的局部統一。三國魏晉時代，北方是華夏的根基，一旦北方統一，足以對偏安巴蜀和江東的蜀漢、東吳形成戰略壓力，事實上奠定了全國統一最主要的基礎。

曹操的最終目的是混一宇內，拯救萬民于水火之中，一切手段，都是為這個目的服務。

而司馬懿，只是想干掉曹家，自家當皇帝，手段本身就是目的。

司馬家族雖然滅蜀亡吳，但司馬昭伐蜀并非是要澄清天下，他只是想借伐蜀之功，擺脫弒君即殺害高貴鄉公曹髦而帶來的政治道德危機“三國時代哪個皇帝的武略堪比曹操，文采勝過曹植，卻被人一槍斃命”一文)，重新營造魏晉禪代的政治合法性，為司馬家族滅魏成晉的反革命事業鋪平道路。

司馬炎平吳同樣如此，也更多是為了擺脫受成之君的懦弱形象，以平吳之功增強對朝政的掌控，尤其是加大對齊王司馬攸的政治壓力。

這就是政略見長的政治家曹操，和以謀略居多的政客司馬懿，形似神不似的最大不同。曹操始終是以天下為己任，家國一體，而司馬懿眼中只有家族利益，國要服從于家。這種政客思維延及子孫，導致晉朝根本沒有一個新生的大一統政權應該具有的開放勃發、如日東升氣象，反而是階層固化、日落西山，不久就因高層內訌發生八王之亂，進而引發五胡亂華，幾乎把中華文明拖進亡國滅種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