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多年以來，雍正皇帝就一直不如他的兒子乾隆皇帝招人喜歡。除了近年來的少數(shù)翻案作品之外，傳統(tǒng)上人們一直認為雍正是一個嚴酷、苛刻、吝嗇的暴君，而乾隆則是一個慷慨、寬厚、仁慈的明主。明明是在時間上一直延續(xù)下來的康(熙)雍(正)乾(隆)時代，人們卻只承認康乾盛世，獨獨要把雍正從里面挖出來，以示在這個“暴君”統(tǒng)治之下的時代絕算不上什么太平盛世。

仿佛是生怕自己的名聲太好，雍正上臺后的第一個月，就干了一件注定要讓自己為千夫所指的事情--下令吏部全面清查錢糧虧空積欠，并限期追繳。一時間，在康熙朝幾十年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寬大政策下舒坦慣了的官員們被鬧得雞飛狗跳、人心惶惶，多年來被熟視無睹的一個個貪污挪用公款錢糧的大窟窿被紛紛刨開。對于發(fā)現(xiàn)的虧空，不論涉及多大的貴戚，雍正都嚴厲查處。一時間被革職、抄家，乃至斬首、自殺的比比皆是。官員們哪吃過這樣的苦啊！一個個在水深火熱之中期盼著救星的來到。終于，雍正十三年，救星來了--雍正去世，“乾隆爺”即位。連年號都還沒來得及改，這位大救星就下令把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虧空積欠錢糧等一并豁免，一下子就“解決”了這個困擾官員們多年的棘手問題。對大批因為虧空錢糧而被處理的官員們，乾隆也是恩澤普降“名下應追各項銀兩，俱著豁免”，有關服刑人員“概行寬釋”。如此大的反差，怎能不讓人們對乾隆的天恩浩蕩頌聲如雷，同時也暗暗對嚴酷苛暴的雍正齒冷三分呢？

雍正制定的另一項凸顯其“苛暴”本質的政策是要求紳衿與平民百姓一樣一體當差納糧。要知道，紳衿--士大夫，歷來是封建王朝重要的統(tǒng)治基礎，從而也得到了統(tǒng)治者的特別優(yōu)待。所謂“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正因為如此，長期以來紳衿階層一直享有經(jīng)濟上的特權，如以儒戶、宦戶的名義不用當差服徭役、不用繳納耗羨錢糧等等。而他們本來應當承擔的這些負擔，自然只能轉嫁到平民頭上，或者減少國家的收入。雖說紳衿們的家底普遍比平民們要闊綽，稅賦負擔反而少，卻從來沒有多少社會輿論對此有所非議。然而，雍正這個“膽大妄為”的“暴君”卻連這樣的天經(jīng)地義也敢打破！從雍正元年開始，就在河南開始試點推行“紳衿里民一例當差”的改革。雍正二年又正式下令革除儒戶、宦戶名目，禁止紳衿逃避丁糧差役，并嚴厲打擊其包納拖欠錢糧、包攬詞訟、欺凌佃戶等不法行為。此令一下，一時間輿論嘩然，讓讀書人跟泥腿子一樣當差納糧，這不是要斯文掃地了嗎？各地紳衿因此而與地方官齟齬沖突的情況時有發(fā)生，而雍正作為敗壞斯文的形象也就在士人們的眼中根深蒂固了。而乾隆即位后，在這個問題上又一次展現(xiàn)出了英明仁慈的形象。即位不久，他就下詔“一切雜色徭役，則紳衿例應優(yōu)免”，恢復了紳衿們的全部特權，并且還給予特別優(yōu)待。于是“積弊”盡掃，士人們又可以揚眉吐氣了，而由他們所主導的社會輿論自然也忘不了要激濁揚清，歌頌英主，鞭笞暴君一番！

把這樣兩個天差地遠的人放在一起，人們會喜歡哪個、討厭哪個，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哪怕是在文學作品里，人們也很自然的會把“紅塵作伴，活得瀟瀟灑灑”的小燕子安排去與乾隆一起“策馬奔騰，分享人世繁華”，而雍正則充其量是指揮著一幫血滴子去到處搞暗殺。

然而，如果我們深入細致地把乾隆那些豐功偉業(yè)仔細梳理一番，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這些事情在本質上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花錢！

不論花在誰身上，只要是花錢，不管花得聰不聰明，是不是地方，有沒有效率，總歸是一件討人喜歡的事情。一方面收到錢的人自然會感激涕零，另一方面這么多銀子堆下去也多少會有些政績，再加上只要不在乎錢，在打擊貪污腐敗方面也就不必那么認真，大可寬大為懷，讓官員們皆大歡喜。這樣一來，執(zhí)政者的名聲自然會越來越好，執(zhí)政者自己也樂得逍遙自在，真是何樂而不為呢？

加強財政、控制開支、整頓吏治是件費力不討好的苦差事，自己沒有好處不說，也斷了別人的財路，很容易惹來一身罵名，雖說國家財政和社會經(jīng)濟是更健康了，可又有幾個人會為了這個來感謝你呢？你只不過是為下一任執(zhí)政者的慷慨美名做了嫁衣而已。愿意這樣做的執(zhí)政者，要么是太“笨”--笨到不會為自己打算的地步，要么就是太“命苦”--命苦到繼承到了一個已經(jīng)被差不多掏空了的家底，以至于沒辦法繼續(xù)再掏下去。

不論是上述哪一種原因，雍正真的這樣做了。終其一生，雍正都是在殫精竭慮地用盡各種方法去改善稅收的體制、提高官僚系統(tǒng)的效率、開源節(jié)流、加強國力。雖然因此落得個怨聲載道，但雍正留給乾隆的遺產(chǎn)卻是實實在在的。比銀子的數(shù)目更重要的是，雍正給乾隆留下了一個相對清廉、高效的稅收和行政體系，為乾隆能夠當一個“慷慨寬厚”的明主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然而乾隆留給他兒子嘉慶皇帝的又是些什么遺產(chǎn)呢？單從銀子的數(shù)字上來看，倒也不算少，大約有7000萬兩，與雍正中期的數(shù)目差不多。然而，隱藏在這之下的，卻是大清帝國的根基已經(jīng)被乾隆式的“慷慨寬厚”幾乎掏空了的嚴酷事實。而這一切的成本，最終都要老百姓來承擔。老百姓的忍耐終究是有限度的。于是，嘉慶元年正月，爆發(fā)了席卷五省的白蓮教大起義。而對于這場起義的原因，即使是嘉慶皇帝也不得不承認是“胥役多方勒索”、“民怨沸騰”所致。這場起義持續(xù)9年，造成人民生靈涂炭、社會經(jīng)濟被破壞的情況且不說，僅軍費就達2億兩以上。

說到這里，雍正和乾隆的名聲為什么如此不同就很清楚了。雖然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影響(例如雍正時代宮廷政治斗爭比較殘酷等)，但真正影響到千家萬戶對他們的印象的，還是這兩位皇帝不同的統(tǒng)治政策和作風。應該說，他們兩人分別代表的兩類領導官員，即使到今天也還頗具典型意義。

乾隆式的官員，在經(jīng)濟政策上好大喜功，喜歡花錢，搞工程，上項目。而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只要錢花得夠多，不管效率如何，總歸會有一些政績、有一些GDP的。收到錢的人(例如承包工程的)，當然會很高興。而一般的老百姓，也會因此而增加一些就業(yè)機會，在財政狀況惡化的不良影響暴露之前，他們可能也會支持這樣的官員。在官員政策上，乾隆式的官員喜歡“寬大為懷”，一團和氣，搞好“團結”，讓大家都如沐春風，你好我好大家好。這樣的官員常常是既有“政績”，人緣又好，很可能被當成德才兼?zhèn)涞牡湫停兄鵁o量的前程。

而雍正式的官員則恰恰相反，在經(jīng)濟政策上，他們會努力地去開源節(jié)流，對于建設項目會認真評估，達不到標準絕不輕易上馬，從而會給人們一種吝嗇乃至嚴苛的感覺。而這種感覺，他們也會將其帶到官員政策之中去。很明顯，這樣的官員通常不會有多么好的人緣，如果沒有伯樂在上，他們的前途也會比較晦暗。

說到這里，筆者必須澄清一點，那就是筆者并沒有要全盤肯定雍正式的官員，也沒有要全盤否定乾隆式的官員。經(jīng)濟要發(fā)展、社會要進步，不花錢是不行的，乾隆花的那些錢，也有花在正道上的(例如普免錢糧、興修水利等)。同樣，在官員政策上一味搞高壓也不見得會有最理想的效果，雍正為自己樹了那么多的政敵，搞得人人自危，負面作用也不少。如果想要經(jīng)濟社會以最優(yōu)的方式發(fā)展，我們需要在雍正式的官員與乾隆式的官員之間有一個平衡，或是兩種官員之間的平衡，或是同一批官員身上這兩種傾向之間的平衡。

可是，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在現(xiàn)有的體制下，當乾隆式的官員對人們的吸引力實在是比當雍正式的官員要大得太多了！“朕即國家”的終身制皇帝尚且喜歡當乾隆，更何況今天這些任期只有短短幾年、花得又不是自己的錢的官員們呢？因此，一個合理的推斷是今天乾隆式的官員一定要遠遠多于雍正式的官員。而這兩者之間的平衡被打亂之后，乾隆式官員的缺點就會集中凸顯出來。要知道，在人人都想當乾隆的情況下，想讓這些官員在決策時保持完全冷靜的頭腦，把錢都花在刀刃上，在廉政方面對人對己都有比較高的要求，顯然是不大現(xiàn)實的。

因此，為了達到平衡，實現(xiàn)經(jīng)濟社會更健康的發(fā)展，我們需要從各個方面更多地去支持和理解雍正式的官員，讓他們得到更多的認可，獲得更好的發(fā)展機會，而不能再一味地鼓勵大家去做乾隆式的官員。例如，當審視政績的時候，在美輪美奐的大樓與宏偉壯觀的項目背后，我們要多想想，為了得到這一切，我們花了多少錢？這些錢花得是不是值得？我們的財政能不能支撐得起這樣的開支？有沒有機制能夠保證做出花錢決策的官員未來會為這些開支的效益負責？當對官員進行考核評議的時候，在上下左右一片贊揚聲中，我們要深入地去考察一下，這些贊揚是因為這位官員真的是德才兼?zhèn)?，從而贏得了人們由衷的肯定呢？還是因為他放棄原則，一味的寬容袒護，才換來了這樣“一團和氣”的局面呢？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讓更多的人愿意當雍正式的官員，或是在自己的工作中能夠更雍正一些，從而也使得我們的決策更科學一些，發(fā)展更健康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