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秦始皇建帝號算起(公元前221年)，至清宣統(tǒng)宣布“退位”止(公元1912年)，在這兩千一百多年中，大約有二百多位皇帝，其中天下統(tǒng)一的皇帝約有一百二十多個。在這些諸多皇帝中，昏庸、殘暴、荒淫之君眾多，但也還有為數(shù)甚少的杰出明君。唐王朝的唐太宗李世民可算得上是一位有作為的杰出明君，他開創(chuàng)了中國封建歷史上的“貞觀盛世”，史稱盛唐時期。其所以如此，固然原因很多，但作為李世民個人來說，這與他18歲從軍南征北戰(zhàn)的經(jīng)歷大有關系。他清醒地看到隋朝滅亡，無道暴君煬帝被士兵勒死江都的教訓，看到人民的力量，從而能兼聽納諫。不過，他的納諫又是前后不一的。

前期，唐太宗希望大臣們“直言鯁議，致天下太平”(參見《貞觀政要·求諫》)，而且說到做到。當大臣們奏事時，則和顏靜聽，鼓勵大臣們大膽提出錚諫之言。同宰相們商討國家大事時，允許諫官旁聽，并對直言錚諫者予以獎勵。

在唐太宗認真求諫的鼓勵下，貞觀一朝君臣確曾一度形成了一種直言進諫、納諫之風。民部尚書裴矩佞于隋，也能大膽進諫力爭。司馬光就說：“裴矩佞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參見《資治通鑒》)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在點兵年齡問題上采納了封德彝之諫，將年齡由21歲改為18歲，下了幾次詔敕，魏征則堅持認為不可，壓發(fā)詔敕，唐太宗因此事盛怒，召見魏征，指責魏征固執(zhí)。魏征回答說：“陛下常說要以誠信治天下，可是自陛下即位以來，才短短幾個月，已經(jīng)有幾次失信于民了，怎能使民相信以誠信治天下呢？”太宗聽了魏征一席忠言，覺得有理，反而高興地說：“過去我總以為你固執(zhí)，不悉政事，今天聽了你分析國家大事，甚為中肯。如果號令不信，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呢？看來是我錯了。”于是點兵仍依原制，年齡仍限制在年滿21歲的壯丁中，魏征也因為敢于直諫得到唐太宗獎賞。

貞觀元年(公元626年)十二月的一天，唐太宗對大臣們說：“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讀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反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意。”(參見《資治通鑒》)在這里唐太宗以史為鑒，將大禹治水與秦始皇修宮殿作比較、分析，同樣是搞“建設”，為什么人們對大禹沒有意見，對秦始皇卻怨恨得甚至造起反來呢？原因就在于治水是為了人們的利益，修建宮殿是為了個人享受。然后說到自己原打算建造一宮殿，材料都準備好了，鑒于秦始皇的教訓，決定不修了。這時太宗才29歲，頭腦是清醒的，能做到“鑒秦而止”。

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太宗似乎把他說的話忘了，下詔征發(fā)勞力修復洛陽的隋代乾元殿，以備巡幸之用。大臣張玄素上疏反對，指出修復乾元殿有“五不可”，并說，如果陛下要這樣做，“恐甚于(隋)煬帝遠矣”(參見《貞觀政要·納諫》)。唐太宗很不自在，召見張玄素問道：“你認為我這樣做還不如隋煬帝，那我比起夏桀、商紂又怎樣呢？”張玄素答道：“如果陛下一定要修復乾元殿，那我看就同歸于亂了。”(參見《貞觀政要·納諫》)唐太宗見張玄素把這件事看得如此重大，經(jīng)過一番思考后，為之轉念，并感慨地說：“朕沒有認真考慮，以致做出了這個錯誤的決定。”于是下令停止修復乾元殿工程，并表彰了張玄素直言進諫的精神說：“眾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

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太宗欲到南山巡幸游玩，一切準備就緒，結果未去。魏征問道：“陛下為何不去了？”太宗笑著回答說：“害怕愛卿責怪我，所以不去了。”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鷂，把鷂玩得正高興的時候，魏征來奏國事，太宗慌忙把鷂藏于懷中，魏征奏事不停，鷂竟被捂死懷中。這種皇帝怕大臣的事，史屬罕見。

貞觀六年(公元632年)太宗在一次上朝中，為魏征直言所激怒，罷朝回宮，向皇后說：“魏征每廷辱我。”我要殺魏征，深明大體的長孫皇后聽了反而向太宗祝賀說：“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太宗冷靜下來，覺得皇后說得很有道理，轉怒為喜。看來，太宗的納諫和睿智賢達的皇后也大有關系。

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魏征在《十漸不克終疏》批評唐太宗說：“聽言則遠超于上圣，論事則未逾于中主。”意思說，皇上說起大道理來遠遠超過了歷代最圣明的君主，可是實際行動上并沒有超過一般的君主。魏征針對太宗“求駿馬于萬里，市珍奇于域外”的行為，而不是憑空而談的。《疏》中又指出：“陛下……雖愛人之言不絕于口，而樂身之事實切于心。”意思是，您雖然在口頭上念念不忘人們的疾苦，但是實際上對自己的享樂是最關心的。這種尖刻的批評，氣量不大的人是受不了的，何況是至高無上的皇帝。唐太宗對魏征的批評并未治罪，反而是“反復研尋，深覺詞強理直”，并寫在屏風上，朝夕瞻仰，又令“錄付史司”抄給史館載入史冊，給魏征和直諫的人以獎勵。這種接受批評的水平應是很高的了。

太宗的誠于納諫之舉，確實在封建歷史上少見。從武德九年到貞觀十七年(公元626年到643年)魏征為鞏固唐王朝江山社稷，光明磊落，嫉惡如仇，犯顏直諫，前后向太宗諫奏二百多條。如：“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居安思危，戒奢以儉”、“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任賢受諫”、“任賢無猜，可以興矣”、“薄賦斂輕租稅”等等。這些都為唐太宗采納，對唐王朝的鞏固和強盛起到了重要作用。魏征也受到唐太宗的器重。魏征言直，常為某一件事和太宗爭得面紅耳赤，弄得太宗難看，下不了臺，事后太宗仔細一想，覺得魏征堅持得對，言雖逆耳，卻是忠言，又感激魏征的忠誠。為表彰魏征賜書寫道：“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魏征接過賜書一看，搖頭說：“謝陛下賜書。不過，臣不愿做忠臣。”太宗疑惑地問道：“愛卿此乃何意？”魏征回答說：“臣不愿做忠臣，愿做良臣。”太宗仍不解其意，繼而追問道：“這忠、良有何不同？”魏征說：“做臣子的對人君言聽計從，忠貞不二，乃忠臣也;直言進諫，匡正人君過失，君臣協(xié)力者為良臣也。”太宗聽罷連連稱贊，提筆將“忠”字改為“良”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