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絲綢之路上，你會遇到哪些大神級的人物？

你也許會首先想起漢朝，想到帝國的早期開拓者的文治武功，想起漢武帝，想起張騫……，絲路延綿2000年，人們從未忘記這些勵精圖治的人杰。

作為帝國時代的第一個鼎盛時期，西漢的“文景之治”、“漢武帝的大一統”，東漢的“光武中興”，從漢朝流傳至今。漢朝對西域的長期經營擴大了漢朝的疆域和統一，促使漢王朝更加強大。在這方面，西漢的張騫、衛青、霍去病和東漢的班超，功不可沒。

而跳出漢朝的視野，拉伸鏡頭，更多的大神級人物忝列其中，鳩摩羅什、玄奘、李白、馬可波羅……

漢武帝、張騫、衛青、霍去病：功垂西域

司馬遷稱他是“鑿空西域”的人，梁啟超贊他：“堅忍磊落奇男子，世界史開幕第一人”。他就是西漢時期的張騫。

在陜西省歷史博物館，有一尊張騫的塑像，并且有專門的區域展示張騫通西域的行程及深遠影響。要知道，陜西省歷史博物館的館藏文物多達 370000余件，大量的藏品實在是沒地方陳列，但張騫的鑿空西域之旅，不得不令眾多國寶級文物“蒙塵”，為其塑像讓道。

當我們翻開歷史的畫卷，我們可以清晰地看見他一生的成就：公元前139年，張騫受漢武帝派遣，帶著一百多個隨從，出使西域，聯絡大月支，共同抗擊匈奴。張騫一行從隴西出發，很快進入了河西走廊。但是，正當他們風塵仆仆地跋涉的搜索時候，遇見了匈奴的騎兵，張騫等人全部被俘虜。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內亂，張騫乘機逃回漢朝，向漢武帝詳細報告了西域情況，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因張騫在西域有威信，后來的漢所遣使者多稱博望侯以取信于諸國。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歷時13年之久，雖然聯絡大月支夾擊匈奴的使命沒有完成，但他卻是第一次開通西域的人，開辟了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回來以后，張騫向漢武帝報告了西域的情況。這就是《漢書·西域傳》資料的最初來源。

張騫不僅是一位探險家和外交家，他還是一位英勇的將軍，第一次出使西域之后，張騫因為熟悉匈奴的情況，就隨軍遠征匈奴。公元前121年，為了打通前往西域的道路，漢武帝組織了第二次對匈奴的大規模戰役。張騫和李廣奉命從右北平出發，策應霍去病的軍隊。

說到霍去病，沒有人會懷疑他是一位戰神。雖然他去世只有24虛歲，但是戰功卻“不可一世”。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禮儀使顏真卿向唐德宗建議，追封古代名將64人，包括“大司馬冠軍侯霍去病”。宋室依照唐代慣例，為古代名將設廟，72位名將中亦包括霍去病。

霍去病的作戰方略可以說是對漢軍戰術觀念的革新，迂回縱深，穿插包圍，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迂回穿插，對匈奴實行合圍，從最薄弱的環節入手對其實行毀滅性打擊。從此，漢朝控制了河西地區，為打通了西域道路奠定基礎。匈奴為此悲歌：“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

霍去病和衛青發起的對匈奴的進攻性戰爭，改變了漢朝長期對匈奴戰爭的守勢狀態，一舉打敗匈奴，從而長久地保障了西漢北方長城一帶，也就是在漠南地區的邊境安全，此戰為漢朝進擊匈奴最遠的一次。自此，匈奴帝國開始走向衰落。

張騫、霍去病、衛青這幾位大神級人物的締造者是漢武帝。西漢自漢武帝時期開始，國力強盛，大破匈奴，遠征大宛，降服西域，收復南越，吞并朝鮮，設置西域使者校尉正式將西域納入中華版圖。

班超、甘英：西域二代捍衛“絲綢之路”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正是由第二代“鑿空西域”的大神級人物班超書寫的史詩般傳奇故事。

東漢初年，匈奴騎兵南下，重新控制了西域各地。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公元73年，東漢王朝派遣大軍攻伐北匈奴。班超當時在東漢政府竇固軍中任假司馬之職，漢軍出發后，班超僅帶領36名壯士首先來到了鄯善國(即樓蘭國)。

班超是東漢出使鄯善的第一個使節，鄯善王親自出城迎候，把班超奉為上賓。過了幾天，匈奴也派使者來與鄯善王聯絡感情。匈奴人說了東漢政府許多壞話，鄯善王頓時黯然神傷，心緒不安。第二天，鄯善王拒不接見班超，態度十分冷淡，甚至派兵監視班超。班超立刻召集大家商量對策。他說：“只有除掉匈奴使者，才能消除鄯善王的疑慮，使兩國和好。”于是，班超果斷決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天深夜，班超帶領士兵潛到匈奴營地。他們兵分兩路，一路拿著戰鼓躲在營地后面，一路手執弓箭刀槍埋伏在營地兩旁。他們一面放火燒帳篷，一面擊鼓吶喊。匈奴人大亂，全被大火燒死。鄯善王獲知真相后，便與班超言歸于好。

班超以其卓越的政治、軍事才干，一路下鄯善、撫于闐、克疏勒，南征北戰，使塔里木盆地南緣各地重歸東漢王朝所屬。班超經營西域三十年，捍衛了“絲綢之路”，鞏固了西部邊疆，進一步促進了中國與西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

班超在出使西域期間，還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雖然沒有成功，但為以后打通歐亞交通做出了重大貢獻。公元97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國(東羅馬帝國)。甘英率領使團一行從龜茲(今新疆庫車)出發，西行至疏勒(今新疆喀什)，越蔥嶺(今帕米爾高原)，經大宛(今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干納盆地)、大月氏至安息(即波斯帕提亞王國，今伊朗境內)都城和櫝城，后歷阿蠻、斯賓、于羅，而抵條支(今伊拉克境內)。甘英到達了安息西界的西海(今波斯灣)沿岸，欲渡。當地船工對他說：“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一二歲者，故入海皆賚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甘英聽罷放棄渡海再西行。甘英返回時，轉北而東，行60余日抵安息，然后取道木鹿和吐火羅東還。這次出使雖未到達大秦，但增進了中國人當時對中亞各國的了解。

這是古代中國人最遠的一次西行探險。然而甘英一行到達波斯灣而未能繼續西行。如果甘英發現了西方，中國的近代史甚至會改寫，甘英也因此而成為一個有爭議的人物。甘英為什么萬里迢迢西使羅馬，成功的腳步卻被波斯灣的海浪阻止了？

康有為就認為甘英膽小怕死，缺乏探險家的氣質。在康有為的筆下，中國近代文明的不發達都與甘英的怯弱有關。現代史學家范文瀾也有康有為這樣的觀點。

大多數的人還是強調安息人欺騙了甘英，正是安息人嚇唬人生地疏的甘英一行，才促使甘英轉而東歸，使自己的事業半途而廢。他們認為，康有為對甘英的指責未免太過分了，因為甘英是班超率領的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舍身精神的36位壯士之一，而且從中國龜茲直到波斯灣邊的西行路線也是甘英探險開辟的，一味強調甘英的責任不公平的。

安息商人為什么要阻攔甘英去羅馬帝國？這與古代絲綢之路密不可分。中國和羅馬是絲綢之路的起點和終點。處在中、羅之間的安息商人壟斷了中羅之間的貿易，靠轉手絲綢買賣獲取暴利。西漢帝國和羅馬帝國都想擺脫安息商人的壟斷，直接絲綢和珍寶的交換貿易，甘英出使西行也有這方面的考慮，這傷害了安息商人的利益。

即便美國一些漢學家們連連抱怨甘英是膽小鬼，但甘英與張騫、班固一樣，對“絲綢之路”的開通，還是做出了非凡的努力。

回望鑿空西域的歷程，至今尤感驚心動魄。漢武帝、張騫、衛青、霍去病、班超、甘英……帝國的先驅們敢于冒險、敢為人先、勇于開拓，才有了千古傳頌的絲綢之路，成為文化和宗教交流的通道。這不禁讓我想到了鳩摩羅什，想到了玄奘，想起了來自異域的李白和馬可波羅。

從鳩摩羅什到玄奘：公元7世紀的文化之旅

鳩摩羅什，了解中國歷史的人對這個名字大概不會太陌生，在武威有鳩摩羅什寺廟。他原是印度人，家世相當顯赫，據說世為國相。其父鳩摩羅炎本可繼承相位，后卻突然離家出走，來到了龜茲。龜茲王久聞其名，奉之為國師，并將妹妹耆婆許配給他，生子鳩摩羅什。

有了西漢絲綢之路的鑿空，為鳩摩羅什父子沿絲綢之路東行提供了便利。公元383年，前秦世祖宣昭皇帝苻堅又派大將呂光西征，特意囑咐“賢哲者，國之大寶”，指明此行的一個主要目的是得到鳩摩羅什。384年，呂光攻陷龜茲，俘獲鳩摩羅什。這一年鳩摩羅什41歲。

正當呂光準備帶著鳩摩羅什東歸的時候，前秦的形勢已經大變。苻堅先是在淝水之戰(383)中大敗，之后在385年被姚萇勒死在五將山。早有異志的呂光趁機自立，在姑藏(現甘肅武威)自稱涼州刺史，年號太安，史稱后涼。鳩摩羅什就這樣留在了后涼，他每日誦經，積極學習漢語，為以后成為譯經大家打下基礎。

同時，殺死苻堅的姚萇也建立了一個國家——后秦。姚萇和其子姚興都是惜才之人，兩人都曾邀請鳩摩羅什前往后秦，但每次都因為后涼不放而未能成行。直到401年，姚興用武力使后涼歸降，鳩摩羅什才得以前往后秦——這時他已經58歲了。

姚興崇佛信佛，對鳩摩羅什待以國師之禮，把鳩摩羅什安排在長安西明閣和逍遙園，讓他可以安心帶領眾多弟子譯經，還專門給他設置了譯場——這是第一個由國家出面組織的譯場。參加譯經工作的沙門約800人，全部由國家供養。自此，中原在鳩摩羅什的眼里，不再是駝鈴聲中商旅送來的絲綢，而是一番浩大的譯經事業。

姚興擔心鳩摩羅什死后后繼無人，就跟鳩摩羅什商量能否留下“法種”。一次，鳩摩羅什在草堂寺講經，姚興帶領群臣旁聽，忽然鳩摩羅什走下法座，對姚興說，有兩個小兒登我的肩膀，欲去除這個魔障，需要婦女來解除。姚興心領神會，就給他送去宮女，竟“一交而生二子”。

公元413年，鳩摩羅什在長安圓寂，享年70歲。每個時代都呼喚偉大人物的出現，正當中國第一次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交融的時刻，鳩摩羅什從絲綢之路上翩翩走來。他傳奇的經歷成就了他一生的事業，也點亮了絲綢之路上的燦爛佛光。

200多年后，一個大唐的僧人踏上了絲綢之路，他要前往遙遠的西方，尋求佛法。他就是玄奘。與漢代的官方出使不同，魏晉隋唐時代的西域使者，以民間的宗教人士最為突出。

公元627年，貞觀元年，27歲的玄奘從長安出發，從夢回西域的起點，西行取經，在途中經蘭州到涼州(姑藏)，至瓜州，再經玉門關，越過五烽，渡流沙，抵達伊吾(哈密)，至高昌國。貞觀二年正月玄奘到達高昌王城(今新疆吐魯番縣境)，受到高昌王麴文泰的禮遇。后經屈支(今新疆庫車)、凌山(耶木素爾嶺)、素葉城、迦畢試國、赤建國(今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抵達天竺曲女城(今印度恒河西岸之勒克)。

公元631年的秋天，玄奘終于抵達西行的目的地——那爛陀。在這個高僧云集的寺院，彌漫著極其濃厚的學術氛圍，培養了數以萬計傳承佛法的學者。來自遙遠大唐的高僧，受到了極其崇高的待遇，百歲高齡的戒賢法師還專門為玄奘開講《瑜伽師地論》，那爛陀嚴謹而開放的學術氛圍，令玄奘非常欣慰。

玄奘在那爛陀苦學習了五年，西行求法的使命已經完成，玄奘渴望立即返回大唐。而一次次不期而至的辯經，成為了最大的障礙。因為，玄奘的名望已經傳遍了整個印度，東印度的國王與威名顯赫的戒日王互不相讓，都希望召見玄奘，玄奘不得不推遲回國的計劃。

與玄奘見面之后，戒日王召開了一個全印度的宗教學術辯論會。各個教派的智者和大德全部參加，觀看玄奘講經，并針對他的觀點進行辯論。大會持續了十八天，可各個宗派的高僧、大德沒有一人能挑戰。這場充滿了傳奇色彩的辯論大會將玄奘的“留學”生涯推向了頂峰。

公元641年夏，玄奘離開印度，滿載大量經文，返回大唐。

玄奘西游記，無論在佛教史還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是一盞明燈。在異國的土地上，他被奉為先知，在佛陀的故鄉，他成為智慧的化身。玄奘讓大唐的聲譽遠播萬里，就連他腳上的麻鞋，也被信徒供為圣物。然而，他放棄了一切榮耀，依然返回故土。他翻譯的佛經，達到了四十七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這是一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成就。他離世的時候，帝國的皇帝悲痛不已，百萬人哭送。

玄奘西行成功幾百年之后，歷史逐漸變成了傳奇，傳奇慢慢地變成了神話《西游記》：一只神通廣大的猴子，帶著一頭豬和一匹馬，保護著斯文懦弱的師父，去西天取經。其經過幾百年的藝術加工，這個叫孫悟空的徒弟，成為故事的核心，而師父唐僧已經面目全非。“玄奘之路”就這樣深刻地影響著每一代中國人的成長，深入骨髓。

李白、馬可波羅：為后世留下豐富的文化遺產

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一書中說：“唐代詩人李白，武則天長安元年(701年)出生于中亞細亞的碎葉城”。

李白出生于中亞的吉爾吉斯斯坦碎葉城托克馬克西南8000米的阿克別希姆故城。長2500千米的天山碎葉古道也稱唐僧古道，是連接中亞草原與中國西北沙漠的捷徑，也是最為險峻的古代山路。這個漂泊者家族孕育了一位偉大的游俠。絲綢之路在此與一個天才詩人相遇。

唐代，詩人們紛紛奔赴邊疆，寫下許多境界雄放的詩篇。但李白與他們的方向相反，李白本是西域人，卻“愿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西域風在李白的詩中常常流露出來。他寫過一首《寄遠》，懷念西邊遙遠地方的一位女子，如《塞下曲》、《戰城南》、《幽州胡馬客歌》。李白的血液里，涌動著胡騰舞的音樂，寶藍色的幻思與琥珀般的酒色，涌動著中古時代西域文化的熱烈激情，豪放及其神秘的瑰麗。李白喜歡聽西域音樂，看西域歌舞。在長安時，寫過一首著名的名篇《少年行》：“五陵年少今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胡人第一次以這么自然深情的形貌出現在中國文學作品中。

李白代表了民族文化復蘇的一個偉大的傳奇。李白是中華大地之子，也是西域天山之子。沒有那個開放的時代，這個飽含異質的天才會被扼殺;沒有這個天才的加入，那個時代也會減卻許多光輝。

不只是李白是帝國開放時代的受益者，在種族歧視的元朝，對于遠涉而來的馬可波羅，忽必烈先生張開了臂膀。

1271年，17歲的馬可·波羅從威尼斯進入地中海，然后橫渡黑海，經過兩河流域來到中東古城巴格達，從這里到波斯灣的出海口霍爾木茲就可以乘船直駛中國了。

馬可·波羅和父親、叔叔來到霍爾木茲，一直等了兩個月，也沒遇上去中國的船只，只好改走陸路。這是一條充滿艱難險阻的路，是讓最有雄心的旅行家也望而卻步的路。他們從霍爾木茲向東，越過荒涼恐怖的伊朗沙漠，跨過險峻寒冷的帕米爾高原，一路上跋山涉水，克服了疾病、饑渴的困擾，躲開了強盜、猛獸的侵襲，終于來到了中國新疆。

馬可·波羅穿過塔克拉瑪干沙漠、敦煌，經玉門關見到了萬里長城，最后穿過河西走廊，到達了元上都。這時已是1275年的夏天。

這位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居住了十幾年才回國。他對元朝發達的工商業、繁華熱鬧的市集、華美廉價的絲綢錦緞、宏偉壯觀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驛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紙幣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馬可·波羅行紀》 記錄了馬可·波羅在中國的旅游紀實，兼及途徑西亞、中亞和東南亞等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情況。全書以紀實的手法，記述了他在中國各地包括西域、南海等地的見聞，記載了元初的政事、戰爭、宮廷秘聞、節日，游獵等等，尤其詳細記述了元大都的經濟文化民情風俗，以及西安、開封、南京、鎮江、揚州、蘇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各大城市和商埠的繁榮景況。它第一次較全面地向歐洲人介紹了發達的中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將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國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

西方研究馬可·波羅的學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Collis)認為，馬可·波羅的游記“不是一部單純的游記，而是啟蒙式作品，對于閉塞的歐洲人來說，無異于振聾發聵，為歐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識領域和視野。這本書的意義，在于它導致了歐洲人文的廣泛復興。

距離“玄奘之路——公元七世紀的文化之旅”1388年后，2015年“寰行中國”別克·中國文化之旅將目光投向玄奘、李白、馬可波羅等這些古代男神們所走過的絲綢之路上，尋訪遙遠而彌新的絲路人物傳奇，感受文化印記下的絲路文化交融魅力。

“寰行中國”第二程，由昂科威、昂科拉和昂科雷等別克SUV家族組成車隊，從張掖出發，經嘉峪關、敦煌抵達玉門關，以河西走廊為主題，去感知張騫、玄奘、馬可波羅的“開拓”精神。

而絲綢之路上的十大男神，無一不是開拓者。

在漢武帝時期，帝國攘夷拓土、國威遠揚，劉徹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中杰出的君主，開創了西漢王朝最鼎盛繁榮的時期。他的治理使漢朝成為與西方羅馬帝國相媲美的東方最強大的國家，奠定了其后兩千余年的中國版圖的基礎。

玄奘是承前啟后的一代宗師，除了佛教方面的精神財富，更多的是一種精神傳遞，一種對理想永不放棄、對信念始終堅持的民族精神。玄奘西行，公元7世紀的文化之旅，造就了驚世駭俗的“玄奘之路”。

《馬可·波羅游記》對東方世界進行了夸大甚至神話般的描述，更激起了歐洲人對東方世界的好奇心。這又有意或者無意地促進了中西方之間的直接交往。馬可·波羅是一個開拓時代的象征。“馬可·波羅之路”直接或間接地開辟了中西方直接聯系和接觸的新時代，也給中世紀的歐洲帶來了新世紀的曙光。

中西方的先驅們在帝國的西域交匯，他們不畏艱難、敢為人先，讓絲綢之路至今閃耀著進取者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