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瑯(1621—1697年)，字尊侯，號琢公，福建省晉江市龍湖鎮衙口村人，祖籍河南省固始縣方集鎮。清朝著名軍事家，海軍統帥。

施瑯出生于農民家庭，十七歲即作賊，曾隨黃道周出關抗清。

清順治三年(1646年)，施瑯與施顯到安平(今安海)，跟隨鄭成功了兵南澳抗清，為成鄭成功部下。楞中，施瑯1651年在南澳下愿南下廣東勤奮王。后又因為鄭成功命他回廈門“未還其兵公”而產行不滿情緒。經后施瑯因殺犯法親兵曾德再觸怒了鄭成功。由此兩人不和，施父子三人被扣押。后來，施瑯用計逃脫，鄭成功即殺施父大宣及其弟施顯。不久，施瑯降清，與鄭成功對抗，先任同安副將，繼任同安總兵，1662年升任福建水師提督。

鄭經接替鄭成功后，以匡復大明，光復華夏為己任，誓與滿清建虜對抗到底。其長子鄭克臧聰明能干，做事井井有條，從來沒有過失，很受鄭經的寵愛。鄭經病逝后，馮錫范毒死鄭克臧，立11歲的傀儡鄭克爽為延平王，馮錫范專橫，貪贓枉法，大失人心。

1664年施瑯建議，乘他率兵攻取金廈新勝，“進攻澎湖，直搗臺灣”，使“四海歸一，邊民無患”。1667年，孔元章赴臺招撫失敗后，他立即上了《邊患宜靖疏》，次年又寫了《盡陳所見疏》，強調“從來順撫逆剿，大關國體”，不能容許鄭經等人頑抗，盤踞臺灣，而把五省邊海地方劃為界外，使“賦稅缺減，民困日蹙”;必須速討平臺灣，以裁防兵，益廣地方，增加賦稅，俾“民生得寧，邊疆永安”。他還分析了當時雙方的力量，指出臺灣“兵計不滿二萬之從，船兵大小不上二百號”，他們之所以能占據臺灣，實賴汪洋大海為之禁錮。而福建“水師官兵共有一萬有奇，經制陸師及投誠官兵為數不少”，只要從中挑選勁旅二萬，足平臺灣。他主張剿撫兼施，從速出兵征臺，以免“養癰為患”。施瑯這一主張，受到以鰲拜為首的中央保守勢力的攻擊，保守勢力以“海洋險遠，風濤莫測，馳驅制勝，計難萬全”為借口，把他的建議壓下來。盡管施瑯的苦心議諫被束之高閣，甚至裁其水師之職，留京宿衛，長達13年之久，但他仍然矢志復臺報仇，堅韌不拔。在京之日，他密切注視福建沿海動向，悉心研究風潮信候，“日夜磨心熟籌”，以俟清廷起用。他還于“朝退休閑，翻閱歷代二十一史，鑒古今成敗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諸胸中”，以致朝中同僚刮目相看，譽之“儒將”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十月，清政府平定了“三藩”之亂后，施瑯終于在李光第等大臣的力薦下，復任福建水師提督之職，加太子少保銜。他受命返回福建，相機進取臺灣。施瑯回到廈門后，便“日以繼夜，廢寐忘食，一面整船，一面練兵，兼工制造器械，躬親挑選整搠”，歷時數月，使原來“全無頭緒”的水師“船堅兵練，事事全備”。

1683年6月14日，施瑯督率大軍由銅山出發，很快攻克了鄭氏集團在澎湖的守軍劉國軒部，即將占領中華的最后一片未淪陷的國土——臺灣。此后，施瑯又一面加緊軍事行動，一面對鄭氏集團施以大義進行招撫。在施瑯大軍壓境之下，大明朝的堅持抗擊終于畫上了一個句號。8月13日，施瑯率領舟師到達臺灣，劉國軒等帶領文武官員軍前迎接。但康熙也沒有善待鄭克爽，后來他在軟禁生涯中郁郁而終，鄭克爽的兒孫們繼續被迫害，或流放邊疆，或貶為奴仆，或予殺害。

施瑯入臺之后，自往祭鄭成功之廟，對鄭氏父子開辟臺灣的功績作了高度的評價，表示自己率部克臺是為國為民盡職，對成功毫無怨仇。施瑯的結發妻子一直呆在臺灣，恥于做亡國奴，當她第一眼看到金錢鼠尾僵尸裝的施瑯后，怒斥無恥漢奸，并說“漢滿不兩立！”，與之恩斷義絕，拔劍自刎而亡，充分表現了施瑯坦蕩的胸懷。施瑯一向關心沿海百姓的安寧，一開始就堅決反對“遷界”。他說：“自古帝王致漢，得一土則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復割棄？”可惜，他的這一高見，一直到1683年他率兵統一臺灣后再“請于朝”，沿海遷民才“悉復其業”。于是被棄的民田“漸次墾辟”，從福建到廣東，沿海“禾麥”，“一望良疇”。人民無限感激施瑯，都異口同聲地說：“臺灣未平，此皆界外荒區。平后，而荒煙野草復為綠畦黃茂，圮墻垣復為華堂雕桷。微將軍平海，吾等無以安全于永久也。”

施瑯復臺捷報抵京時，正值中秋佳節。康熙看到大明最后一塊抵抗根據地終于淪陷了，喜不自勝，即解所御龍袍馳賜，親制褒章嘉許，封施瑯為靖海侯，世襲罔替，令其永鎮福建水師，“鎖鑰天南”。

康熙三十六(1697年)，施瑯卒于住所，葬在惠安黃塘虎窟口同聲地說康熙加贈太子少傅，謚襄壯，命官3次諭祭，并于泉州府學前建祠祀之。其是，“兩島八閩皆頃德”，紛紛為之樹碑揚譽。十九都有“靖海侯”坊，陽義輔立康熙制詩句“上將能宣力，南紀盡風流”，同安等地立“績光銅柱”、“澤普南天”、“勛高大樹”、“澤沛甘棠”等碑坊，表彰施瑯的豐功偉績。施瑯為了報殺父、殺弟之仇，隱忍多年，終于打下了大明最后一塊抵抗根據地——臺灣，為滿清統治立下了汗馬功勞，是一個胸懷廣闊的政治家，他的愛國優民的精神值得我們永久懷念。

附：陳臺灣棄留利害疏(清)施瑯 (1683)

按：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瑯征臺成功，清朝把臺灣并入中國版圖。臺灣收復后，清廷對臺灣的棄留問題曾引起一場爭論。康熙自己就認為臺灣“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對臺灣的重要地位缺乏充分的認識。大多數官員也同樣認為，臺灣土地狹小，人口稀少，財賦無多，又遠隔重洋，如派兵駐守，不僅糜費糧餉，而且鞭長莫及。他們主張“守澎湖，徙臺灣人民而棄其地。施瑯堅決主張留守臺灣，并上了一封《陳臺灣棄留利害疏》，詳述臺灣與東南海防的重要關系，對棄守論的種種錯誤論點一一加以有力的駁斥。現將其全文轉錄如下：

“臺灣北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隔澎湖一大洋，水道三更。明季設澎水標于金門所，出汛至澎湖而止，水道亦有七更。臺灣一地，原屬化外，土番雜處未入版圖也。然其時中國之民潛至，生聚于期間者，已不下萬人。鄭芝龍為海寇時，以為巢穴。至崇禎元年，芝龍就撫，將此地稅與紅毛，為互市之所。紅毛遂聯絡土番，招納內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國，漸作邊患。至順治十八年，為鄭成功所攻破，盤踞其地，糾集亡命，窺伺南北。及其孫克爽(王爽)，六十余年無時不仰廑宸衷。

臣奉命征討，親歷其地，備見野沃土膏，物產利溥，耕桑并耦，漁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處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爾，茲則木棉盛出，經織不乏。且舟帆四達，絲縷踵至，飭禁雖嚴，終難杜絕。實肥饒之區，而險阻之域也。一旦納土歸命，此誠天以未辟之方輿，資皇上東南之保障，永絕邊海之禍患，豈人力所能致哉。

夫地方既入版圖，民番均屬赤子，善後之計，尤宜周詳。此地若棄為荒陬，復置度外，則今臺灣人居稠密。戶口繁息，農工商賈個逐起利，一行徙棄，安土重遷，失業流離，殊費經營，實非長策。況以有限之船，渡無限之民，非閱數年，難以報竣。使載渡不盡，茍且塞責，則深山窮谷，竄伏潛匿，實繁有徒，和同土番，從而嘯聚。假以內地之逃軍流民，急則走險，糾黨為患，造船制器，剽掠海濱，此所謂籍寇兵而赍盜糧，固較著也。

此地原為紅毛所居，無時不在貪涎，亦必乘隙以圖。一為所有，彼性狡黠，善為鼓惑。重以夾板船只，制作精堅，從來無敵于海外。若得此數千里之膏腴，必倡其同伙，竊窺邊場，迫近門庭，此乃種禍。將來沿邊諸省，斷難晏然無虞。至時動師遠征，兩涉大洋，波濤不測，恐未易見成效。

如僅守澎湖而棄臺灣，則澎湖孤懸海外，土地單薄，異于臺灣，遠隔今、廈，豈不受制于人。是守臺灣即所以固澎湖也。臺、澎聯為臂指，煙海水師汛防嚴密，各相犄角，聲氣相通，應援易及，可以寧息。昔日鄭氏得以負抗者，以臺灣為老巢，澎湖為門戶，四通八達，任其所之，我之舟師往來有阻。今地方既為我所得，官兵棋布，風期順利，片帆可至，雖有奸萌，不敢復發。

臣業與部臣、撫臣會議，而部臣撫臣未履其地。棄留未決。臣閱歷周詳，則不敢遽議輕棄也。且海防既靖，內地溢設之兵，盡可陸續裁減，以之分設臺、澎兩處。臺灣設總兵一員，水師副將一員，陸師參將二員，兵八千名;澎湖設水師副將一員，兵二千名，計兵一萬，足以固守，又無添兵增餉之費。其防守總兵、副、參、游等官，定以三年或二年轉升內地，無致久任，永為成例。然此地方初辟，正賦雜餉似宜蠲豁。現在一萬之兵食，權行自給，三年後開征，可以佐需。宜且寓兵于農，亦能濟用，可以簡省，無盡資內地之轉輸也。

蓋籌天下之形勢，必求萬全。臺灣一地雖屬外島，實關利害，無論彼中耕種，猶能少資兵食，固當議留。既為不毛之壤，必籍內地挽運，亦斷不能棄。棄留之際，利害攸關。臣思棄之必釀大禍，留之誠永固邊疆。是以會議具疏之外，不避冒瀆，以其利害自行詳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