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說紀曉嵐“悲哀”，是因為乾隆對他的評價：“朕以你文學優長，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爾何妄談國事！”真不知道紀曉嵐當時聽到這句話是何表情何心態？

乾隆對紀曉嵐說這句話的背景是這樣的：內閣學士尹壯圖指陳弊政，稱各省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而晚年的乾隆早已陶醉在自我美化的怪圈里，再也聽不進忠言，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奏議將尹壯圖擬斬。紀曉嵐與尹壯圖之父尹松林為同年進士，因這層關系，紀曉嵐為尹壯圖求情，乾隆勃然大怒罵出他心中的真實想法，稱紀曉嵐“不過當作娼妓一般豢養罷了。”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一千八多年之前，漢朝司馬遷也是因為為他人講情，因而惹得漢武帝暴怒之下對其施以慘絕人寰的宮刑。司馬遷以自己血淋淋的教訓總結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這一幕在紀曉嵐身上重演了。幸運的是，乾隆比漢武帝溫情多了，訓斥一頓之后放過了紀曉嵐。

在民間傳說中，紀曉嵐風流倜儻一表人材，他與乾隆這對君臣的關系是賢明的君主能干的臣子，相互間充滿信任、調侃和幽默。紀曉嵐正直、機智、英俊、灑脫，他與和珅針鋒相對，時時伺機捉弄對手，出他洋相;自己又每每能夠成功避開和珅的報復，整的假亦真時真亦假。其實，歷史上并非如此，這些故事情節都是人們想當然善意美化的，全屬子虛烏有。據有關資料記載，紀曉嵐真實的形象和民間傳說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歷史中真實的紀曉嵐“貌寢短視”。“貌寢”指相貌丑陋;“短視”就是近視眼。這位大學士不光有這些缺點還要加上口吃的毛病，朱珪曾有詩描述紀曉嵐，“河間宗伯姹，口吃善著書。沉浸四庫間，提要萬卷錄。”但客觀地說，紀曉嵐既然能通過各層科舉考試，長相也絕對不是“對不住觀眾”，應該能“過得去”，但紀曉嵐長相不好看卻是無疑的。在乾隆以貌取人的標準下，這些先天不足讓紀曉嵐吃了大虧。

清史家鄧之誠先生說乾隆用人“頗以貌取，文達(紀曉嵐)貌寢短視，且江北人，故不為純帝(即乾隆)所喜。一時若翁覃溪、朱竹君、王蘭泉、鄒一桂皆不得朊仕，際遇頗相似，純帝所許為明敏之才，率外擢督撫。若于文襄、梁文定、董文恭，皆以弄臣蓄之。”乾隆對身邊近臣的用人標準不但要求這些人機警敏捷，聰明干練，而且要相貌俊秀，年輕帥氣。和珅、王杰、于敏中、董誥、梁國治、福長安等人就是這樣的例子。因此，即便紀曉嵐再才華橫溢，他相貌一般般、近視眼、口吃這些“毛病”，是乾隆和紀曉嵐一輩子貌合神離，得不到真正重視的一個重要原因。紀曉嵐難以做乾隆的寵臣、重臣，難以參與重大的政治決策，只能以文字安身立命，只能做乾隆的詞臣。紀曉嵐曾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判案不力，部議本應受罰，乾隆卻說：“這次派任的紀曉嵐，本系無用腐儒，只不過是湊個數而已，況且他并不熟悉刑名等事務，又是近視眼他所犯的過錯情有可原。”一個堂堂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的大學士，在他的主子心中竟是個“湊數的腐儒”這般田地，怎能叫人不再說他一次悲哀。紀曉嵐一生中兩次任鄉試考官，六次任會試考官，三次任禮部尚書，這些都是一些無實權的官職，只是大清朝廷花瓶般的擺設而已，是他做詞臣真實際遇的體現。

乾隆皇帝讓紀曉嵐總纂《四庫全書》，只是為了給自己多抹點脂粉，為自己的“文治武功”多弄些噱頭。讓紀曉嵐當總纂，這是因為紀曉嵐在這方面確實有他人無可比擬的才氣，乾隆認為他只能做一些這類的工作，而并不是把他當成獨當一面的重臣。總纂《四庫全書》時紀曉嵐五十歲，他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以自己博大精深的學識、驚人的意志力，對保存和整理我國古代文化遺產做出了巨大貢獻。紀曉嵐在《四庫全書》上經營十三年，親自撰寫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還編寫了《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他一生的榮耀和輝煌在此達到了頂點。

在纂修《四庫全書》的過程中，紀曉嵐和許多同僚都飽嘗了文字所帶來的窘迫、艱辛甚至家破身亡，后人很難從其中看到“爬格子”的那種愉悅。總纂紀曉嵐、陸錫熊和總校陸費墀等人都因差錯而多次遭到乾隆的呵斥、交部議處、罰賠等處分。最后，總纂陸錫熊在前往盛京校書途中，連嚇帶凍一命嗚呼;總校對陸費墀因無力負擔修改費用而被革職，郁郁而終，死后仍被抄沒房產祖業。紀曉嵐也多次受到訓斥和處罰，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庫全書》復校完成后，又發現許多訛誤，乾隆又“令紀、陸兩人一體分賠”。同僚和自己的親身遭遇帶給紀曉嵐更深的感觸，也使他真切認識到自身所處環境的險惡。紀曉嵐騰達始于筆硯，以文字走上仕途，在他所生活的乾隆朝也正是“文字獄”達到頂峰的時期，這也一定使紀曉嵐噩夢纏身。

紀曉嵐為后世留下一本《閱微草堂筆記》。這部筆記流傳甚廣，魯迅說此書“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孫犁認為這部筆記“與《聊齋志異》是異曲同工的兩大絕調。”紀曉嵐之所以也寫了這樣一本筆記，實是無可奈何之舉，他目睹了太多的人由文字而丟了自己的腦袋。這本書完成時，他不無遺憾地吟詠到，“平生心力作消磨，紙上煙云過眼多。擬筑書倉今老矣，只因說鬼似東坡。”以紀曉嵐的淵博博聞，著書立說應是舉手之勞。可是好多的話好多的事，不是不可寫，實是不敢寫。除了這本《閱微草堂筆記》，我們沒能看到紀曉嵐傳承下來的更多文字，這對后人來說絕對是一種遺憾。“瑟縮不敢著一語”，反映了他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生存狀況和心態。晚年的紀曉嵐，常以弈道為喻，言其心志，他起了一個別致的號“觀弈道人”，他在下棋時從中體悟官場、世道、人心。紀曉嵐久居官場，能夠在官場之中左右逢源，肯定有他的為官之道。他追隨乾隆吟詩作對，阿諛奉承之作居多，也可見其為人“世故”的一面;再者他為官是各不得罪，盡量保持中立的身份，從來不去意氣用事賭氣要強，這也是紀曉嵐從官場摸爬滾打多年積累出來的經驗。

紀曉嵐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因給親家盧見曾通風報信而卷入鹽政虧空案。和珅抓住時機給了他最致命的打擊，他被發配到新疆烏魯木齊。在這段時間里，他的大兒子病亡，愛妾郭彩符也撒手人寰，家破人亡。但紀曉嵐依然堅定地從悲痛中走了出來，兩年后他又回到朝堂。

紀曉嵐一生做過翰林院編修、日講起居注官、侍讀學士、詹事府詹事、內閣學士、總理中書科事務、兵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書、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等官，誥受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兼文淵閣直閣事，賜紫禁城內騎馬。

紀曉嵐具有阿Q般自我安慰的本領，表現為豁達開朗和幽默樂觀。清代筆記中提到紀曉嵐記載最多的就是他的詼諧。牛應之《雨窗消意錄》說：“紀文達公昀，喜詼諧，朝士多遭侮弄。”錢泳在《履園叢話》中也記載：“獻縣紀相國善諧謔，人人共知。”紀曉嵐這種豁達向上的心態，使他在遭受到各種打擊中能及時愈合自己的傷口，積極面對。

紀曉嵐在69歲那年自題一首挽聯如下：“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把自己比作在官場中起落浮沉的鷗鳥;又說自己如生死書中的蠹魚。這其中表達了他對自身命運的喟嘆，也包含了對自己一生的認識，這也是他畢生經歷的真實寫照。從這一自挽聯中也可以看出紀曉嵐對官場的厭倦之情，久在官場浮沉的紀曉嵐并沒有體會到多少飛黃騰達的快感，他雖然修煉成了超然世外的態度，可稱得上是看破紅塵，但他的內心更多的時候是充滿孤獨、凄苦的感嘆。

紀曉嵐也并非一味地糟蹋自己的人格，他也有一個知識分子的氣節。有史料記載，和珅發達專權數十年，內外諸臣無不投靠，紀曉嵐作為一個文人，不依附和珅去謀求高位，這本身就很難得。據朝鮮使臣徐有聞所見，當時朝中只有劉墉、紀曉嵐、朱珪等人始終不依附和珅。紀曉嵐在官場上沉浮了半個世紀，夾縫中走鋼絲，以老道的處世經驗保全自己求生存，從這一點說紀曉嵐是一個成功的世俗人物，是“大隱隱于朝”的典范。嘉慶十年(1805年)，82歲的紀曉嵐死于京城，歷雍正、乾隆、嘉慶三朝。嘉慶皇帝御賜碑文有“敏而好學可為文，授之以政無不達”之句，故謚號“文達”，這是對他文學才能的最高認可。另外還有“滿清第一才子”、“風流才子”、“幽默大師”和“一代通儒”等稱號，每個稱號后面都為后世留下諸多令人津津樂道的故事。

我們不能要求紀曉嵐也去效仿陶淵明那樣的“不為五斗米折腰”;或者去學李太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這就是歷史的多元性，人性的多元性。從另一方面說，司馬遷受辱乃有《史記》;紀曉嵐忍辱負重才有《四庫全書》。

“紀曉嵐做不成乾隆的寵信之臣、重用之臣，充其量不過是皇帝養起來的一個文學詞臣而已。”每每看到紀曉嵐的故事，就想說一句：“悲哉，紀曉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