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琬自建興十二年以尚書令身份總理國事，至延熙九年（246年）去世，執掌蜀漢政權達13年之久。這段時間蜀國極少興兵，主要致力于經濟恢復和百姓的休養生息。延熙六年十月，蔣琬似乎認為蜀國國力已經有所恢復，再次伐魏的時機已經成熟，于是將行營自漢中遷至涪縣（今四川省綿陽市）。在此修繕城池，大造舟船。據《三國志·蜀書·蔣琬傳》記載：蔣琬認為諸葛亮數出秦川，道路艱險，糧運難繼，故而多次勞而無功，所以不如另辟蹊徑，順漢、沔二水東下，襲取東三郡（西城、上庸、房陵），進窺荊襄。蔣琬這一伐魏計劃，兵鋒東指，故而被稱之為“東伐計劃”。

但此時的蔣琬與諸葛亮在世之時威望與權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所以這一計劃剛剛出爐，就遭到了強大的反對力量：“而眾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劉禪也派了尚書令費祎和監軍姜維前去向蔣琬“諭旨”此事。迫于壓力，最終蔣琬放棄了這一計劃，同意回到當年諸葛亮出秦川祁山、進窺雍涼這一既定的傳統方針上來。對于蔣琬別出心裁的“東伐計劃”的前后始末，史書上交代得頭是頭，尾是尾，因是因，果是果，條理清晰，邏輯充分。盡管如此，此事仍有三點甚為可疑之處：

第一，蔣琬雖然不再堅持水路“東伐”，但自己卻沒有就此拔營離開涪縣，而只是升任姜維為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令其前往漢中，負責聯絡涼州羌、胡及其他北伐事宜。蔣琬上奏劉禪：“如果姜維北征，與魏軍相持于河右，臣我當率領大軍作為姜維的后鎮與援軍。涪縣這個地方水陸四通，交通便利，可以做到唯急是應，倘若東北方向（作者注：由長安方向入侵漢中，正好是東北方向）曹魏來侵，趕去救援也相當方便。”于是乎蔣琬繼續坐鎮涪縣，并在此一呆就是整整3年，直到去世。涪縣真的如蔣琬所說，地理位置那么左右逢源、極其便利嗎？

第二，蔣琬將大營自漢中遷至涪縣其實早有計劃。延熙五年正月，監軍姜維就已經督率一支偏軍作為先鋒自漢中回撤，駐扎到了涪縣。22個月之后，蔣琬也親自回撤到了涪縣。隨后，蔣琬自己堅持留在了涪縣，回到漢中去主持“北伐”事務的卻正好是之前回軍涪縣的先鋒姜維。這些人事調動背后會不會藏有什么深意？

第三，蔣琬如果真的有意“東伐”東三郡和荊州的話，沒有理由不和東吳互通聲氣，以求得東吳荊州軍團的支援。但東吳自始至終沒有收到蔣琬發出的照會，也沒有見到蜀漢就此派來的使者。以至于東吳的重臣驃騎將軍步騭、車騎將軍朱然等人誤以為蔣琬回撤涪縣的真實意圖是有意順流東下侵略自己，于是頻繁上書孫權，請求早作應戰準備。若此行本意確實在于“東伐”曹魏，蔣琬做事怎么會如此毛手毛腳、粗枝大葉？

先說涪縣的地理位置。涪縣絕非蔣琬所說的那般交通便利，在此駐軍根本不可能同時兼顧到蜀漢各個方面的危機。倘若真有一個這樣得天獨厚的地方，諸葛亮在世之日為什么沒有發現并加以利用呢？真實的情況是：涪縣距離漢中的路途還相當遙遠，并且蜀道難行，一旦有警，根本做不到及時救援。蔣琬回撤涪縣的次年，魏國就趁漢中守兵大減的良機（不到三萬），由大將軍曹爽率領，十余萬步騎軍大舉來犯。漢中諸將大為驚恐，皆主張棄關入城固守，以待涪兵救援。臨時全權負責鎮守漢中的大將王平力排眾議說道：“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為后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有賴王平此番調度，拖延時日，隨后援軍陸續趕來，漢中方保無事。事實雄辯地證明了蔣琬所謂的涪縣“水陸四通，唯急是應”是純粹的謬談。

相對于距離漢中的千里之遙，涪縣距離成都倒是相當之近。據《蜀書·劉璋傳》記載，涪縣其實距離成都僅僅360里而已。當日劉備由墊江水入川，劉璋就親自自成都至此迎接。事實上，蔣琬所看重的并非涪縣在戰略上的便利（實際上也并不便利），他看中的，正是涪縣和成都之間的這段更近的距離。也就是說，蔣琬此次東伐的真正目的不在軍事層面，而在政治層面；不在外部敵對勢力，而在內部政治斗爭（史書上沒有直接記載）。

姜維是延熙五年奉蔣琬之命率軍回駐涪縣的。我們要想找出這場政治斗爭的端倪，自然也得將目光鎖定在延熙五年。這一年發生了一件極其敏感但卻容易讓人忽略的事情：庲降都督（庲降軍區司令）馬忠回朝。馬忠這個人，大多數人可能并不熟悉。但恰恰是這個人，在這次政治斗爭中卻扮演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在蜀漢集團后期，馬忠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諸葛亮時代，他先后以出眾的個人能力擔任過丞相府參軍和長史（副）、益州治中從事等要職；建興十一年，馬忠出任庲降都督（庲降都督府是蜀漢集團在南部廣袤的少數民族地區設置的一種羈縻州府。因為關系到蜀漢政權后方的穩定安全），任期內馬忠頗建功績，爵位屢屢升遷。

更讓人敏感的是，馬忠既非荊楚士人，也非雍涼寄寓士人，而是益州本土巴西（今四川省閬中市）人士。巴西素有三狐五馬、蒲趙任黃等大姓，馬忠則同時兼有馬氏和狐氏的雙重身份——馬忠父親姓馬，母親姓狐，他自小在外婆家中長大，故又名“狐忠”。諸葛亮治蜀，重用荊楚士人和寄寓士人，而刻意打壓益州本土士人。其原因在于：益州本土豪族執政，憑借著強大的地方宗族勢力和本土盤根錯節的社會關系，極其容易演變成為威逼人主、篡位奪政的權臣，而荊楚士人和其他寄寓士人則不具備這樣的優勢。馬忠手握重權于外，如今突然入朝，自然會引起蔣琬、費祎、姜維這些既是諸葛亮嫡系、又是現任執政者的密切注意。最重要的也是蔣琬必須率軍自漢中回撤到涪縣的原因，是馬忠入朝的背后隱約有著蜀主劉禪的影子。

自延熙年間開始，劉禪開始逐漸告別諸葛亮時代的乖乖形象，轉而極力謀求親政。諸葛亮在世之日，劉禪老老實實地為劉備守了整整三年的孝；諸葛亮一死，劉禪“四時之祀，或有不臨（譙周語）”，連例行公事的對天地祖宗的按時祭祀活動也懶得參加了。這也可見劉禪已經獲得了很大的自由空間。對劉禪這種“數典忘祖”的悖逆之舉，蔣琬等人拿他毫無辦法。而且，劉禪還開始耍起了政治手腕，開始玩弄權術。蔣琬最初以尚書令身份總攬政事，而劉禪卻連續升任他為大將軍、大司馬；相應地，劉禪又令費祎頂替蔣琬留下的缺空，費祎一路升至尚書令、大將軍。眾所周知，大司馬之職和大將軍之職其實是并列和重疊的（光武帝所創設），大司馬就是大將軍，大將軍就是大司馬。兩者品級相同、權限相同、職責相同，僅僅是名稱相異而已。當年光武帝同設大司馬和大將軍的原因是為了解決戰時諸將出征時名號不足的問題，蜀漢政權僅僅一州之地，根本用不著設置這種重疊官職。所以只存在一個解釋：劉禪希望蔣琬、費祎二人能夠互相牽制。可惜的是，蔣、費二人并沒有出現劉禪所希望見到的爭權奪利、互相扯皮的局面；相反，二人一內（費祎留守成都）一外（蔣琬駐守漢中），在政事軍務上配合得相當默契，每逢大事，費祎總是和蔣琬商量著辦。

延熙五年，劉禪召庲降都督馬忠入朝。同年，馬忠前往漢中，面見蔣琬，傳達劉禪的詔旨。回來之后，劉禪立即加拜馬忠為鎮南大將軍。傳達了一次詔書就加官升爵，劉禪扶植馬忠的意思是很明顯的。也是同年，蔣琬令姜維率領一支偏軍回撤到涪縣，以防成都生變。將漢中之事安排好了之后，次年，蔣琬自己也率軍回撤到了涪縣。對于這次動作，蔣琬對外宣稱其目的在于“東伐”。劉禪對蔣琬率軍回駐涪縣甚為反感，于是借機發難，大造“東伐”不可行的輿論，意圖逼迫蔣琬回到漢中。蔣琬不得不承認“東伐”的不現實，于是取消“東伐計劃”，將姜維打發回漢中去負責北伐事宜，自己繼續賴在涪縣，不再挪窩，直到去世。這就是蔣琬那場別出心裁、獨辟蹊徑的“東伐”背后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