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美麗決心戒毒。或者說，《紐約客》駐華記者Emily Hahn決心戒除自己的鴉片癮。

上世紀30年代，項美麗做了不少出格的事情。這個美國人離家出走跑到大洋彼岸的上海，養了一對猴子當寵物，住在市中心的紅燈區旁邊，與一位中國的有婦之夫戀愛。

如果翻一翻民國舊事，我們能在當時的上海找到一大摞沾染上“阿芙蓉癖”的名人檔案。譬如張愛玲的父親與繼母——這兩位可是李鴻章的外孫和國務總理孫寶琦的女兒，或是滬上名媛陸小曼……以及項美麗的情人、翻譯家、“新月派”詩人邵洵美。

可能是在他倆第一次見面時，這個英俊的中國人就引導愛冒險的美國女人試抽了一管鴉片煙。他還根據“Emily Hahn”的諧音幫她取了“項美麗”這個中文名。邵洵美的原配妻子后來回憶說，在大家庭中，鴉片與納妾同被視為“風流而不下流”的雅好。

可是，當項美麗落筆描寫“愉悅”又“美妙”的童年夢想“吸鴉片”時，她已經決定了要戒除大煙癮。

這當然不是容易的事，尤其在80年前。

就在項美麗戒毒的數年前，身在東北的“少帥”張學良也嘗試過戒除煙癮。不幸的是，醫官給他推薦的戒毒劑是嗎啡。

如今，人們都知道嗎啡、海洛因是比鴉片毒性更大、更易成癮的藥物。很難想象，當它們初面世時，肩負的任務卻是“戒大煙”。1805年，一位德國藥劑師從鴉片中分離純化出嗎啡，而之后很多年里，醫學界對其毒性都莫衷一是。1874年《申報》的廣告欄里，可以見到這樣的文字：“由倫敦新到戒煙藥莫啡散多箱，其藥純正而有力，故杜癮之效較為速捷。”

到了清末，海洛因也開始出現在國內各地西藥房，供人直接口服，幾乎包治百病，當時它的最大生產國是德國，而直到上世紀20年代初，德國藥品當局還沒聽說過“海洛因上癮”這回事。 可想而知張少帥這次戒大煙的結果：他對嗎啡形成了藥物依賴。

這種藥物依賴應該不輕，齊邦媛曾回憶，父親齊世英見到的張學良“身上打嗎啡都沒有洞了，沒有地方下針了”。

而在項美麗的世界里，“煙癮”并不是多大的事情。邵洵美覺得“抽鴉片可以治哮喘”，還勸項美麗“像我們這樣有許多事要做的人，不是那種會上癮的人”。

她沉浸在與愛人吸云吐霧的世界里。他們共同把沈從文的《邊城》和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翻譯為英文。因為邵洵美，她與中國的知識界廣泛交往，也深入到了傳統大家庭的生活中。她寫出了一篇篇頗受讀者歡迎的上海故事。西方的書評家評論項美麗“不像其他一些作者，只是坐在黃包車里往上海花園橋走了一遭，就說他們了解了中國”。

然而，項美麗并不能永遠躲在上海租界的繁華溫柔鄉中。作為記者，當一個去重慶采訪的機會放在面前時，她必須認真地考慮自己的煙癮問題了：當時的“國民政府”新頒布了法案，吸鴉片有可能被槍斃。

項美麗很清楚，自己已經對鴉片上癮。

1933年，沒守住熱河的張學良辭職下野。他的第一站行程，就是住進上海一家德國醫院，開始嘗試再一次戒毒。很多年后回憶這件事，他還笑著回憶自己副官對大夫說的話——頗像如今清宮劇里皇帝對太醫的萬能囑咐：“他要是死掉了，你可活不了了”。

少帥這次戒毒所遭受的痛苦可能不亞于在鬼門關前走一遭。外國醫生沒再為他提供特效藥。一種說法是，張學良被綁在床上，無論如何呼喊掙扎都不能再接觸嗎啡。而他自己在接受采訪時則表示，沒法細細說那個過程，總之，“昏迷了一個禮拜差不多”。

項美麗也選擇了一家德國醫院，她的醫生選擇了“催眠療法”。

這在當時也是夠新奇的。項美麗在醫生的指揮下吃了一種藥片，一覺睡到下午5點，據說在這段時間里，她幾乎一直都在說話，當然，當事人自己什么都不記得了。但醒來后，她就不想吸鴉片了。

接下來她在醫院里待了一段日子，歷經各種痛哭流涕和不舒服，與世隔絕。沒有鴉片，也不能見朋友，尤其是邵洵美。

當醫生終于允許他們見面時，項美麗第一次注意到，與她相戀近5年的中國情人“眼神黯淡，牙齒也臟兮兮的”。

是否真的是“催眠療法”起了戒毒神效呢？又或者，天性頑強的項美麗在忍受戒斷鴉片的痛苦時已經意識到，自己必須邁向人生新的臺階了。當離開上海時，她已多年沒有回美國，除了一系列發表在《紐約客》上關于“潘先生”(邵洵美為原型)的稿子，她手里還攢著一部找不到出版商的書稿，描述了一個白人女孩與中國有婦之夫無果的愛情。

遠赴重慶3年后，她交出了一部真正奠定自己在文壇地位的作品：《宋氏三姐妹》。

她再也沒有回過邵洵美所在的城市。

鴉片癮已經遠去，項美麗的上海故事也完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