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禹（公元2—58年），字仲華，漢族，南陽新野（今河南省新野）人，東漢開國名將，云臺二十八將之首。

王莽末年，農民起義風起云涌，各地豪強紛紛擁兵自立。公元23年，劉玄稱帝，年號更始，鄉里豪杰多推鄧禹起事，鄧禹不肯從。更始帝拜劉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不久命劉秀往定河北鎮撫州郡。鄧禹聞訊，即杖策北渡，追至鄴（今河北省臨漳縣西南）地，始與劉秀相見。劉秀大喜，遂留鄧禹同宿，做徹夜長談。鄧禹進言說：“更始雖都關西（泛指函谷關或潼關以西地區），今山東（秦漢時代通稱崤山或華山以東為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髃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埶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于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后漢書·鄧禹列傳》）。劉秀大悅，對鄧禹深為敬重，令左右呼鄧禹為鄧將軍，每遇大事，必與商討。

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正月，鄧禹率軍越太行山，出箕關進取河東（山西省南部地區）。河東都尉閉關拒守，經戰十日，大破守軍，奪獲大批軍資糧秣。繼而又率軍圍安邑（今山西省夏縣西北），但數月未能攻下。更始大將軍樊參率數萬人，渡大陽欲攻鄧禹，鄧禹派諸將在解南迎戰，大破敵軍，斬樊參。于是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余萬，共擊鄧禹。初戰，鄧禹失利，樊崇戰死。天黑后雙方停戰，軍師韓歆和諸將見氣勢已挫，都主張乘夜退走，鄧禹不從，認為王匡之軍雖多，但勢不強。第二天利用王匡停止進攻之機，重新組織隊伍，調整部署。第三天清晨，王匡盡出其軍攻打鄧禹，鄧禹令軍中不得妄動，嚴陣以待，堅守不出。待王匡軍至營前，猝然擊鼓，全師猛撲，大破王匡軍。王匡軍至等皆棄軍而逃，鄧禹率輕騎急追，俘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弭強，將其斬殺，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

河東既定，鄧禹又率得勝之師于汾陰（今山西省寶鼎）渡河，入夏陽（今陜西省韓城東南）。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歙，引其眾十萬，與左馮翊兵共同抗拒禹，鄧禹敗其軍。這時赤眉軍已進入長安，赤眉軍軍紀不好，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軍紀律嚴明，沿途秋毫無犯，故所向披靡，降者日以千計。“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以勞來之，父老童耭，垂發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于是名震關西”。（《后漢書·鄧禹列傳》）光武帝甚為高興。

鄧禹早年雖與光武為布衣之交，但在中興功臣中，他既非首事之臣，也不如后來吳漢、賈復等人功績顯赫，其所以居中興功臣之首，蓋以運籌帷幄之功居多。他曾協助光武，初定取河北以成帝業之謀。鄧禹《圖天下策》的高明之處，就在于他所籌劃的戰略方針為劉秀理清了如何在亂世和身處弱勢的情況下奪取天下的思路，為劉秀的最后勝利制定了長遠計劃和明確的努力方向。后來以知人薦賢名世，并在一系列決策性問題上發揮了重大作用。如《后漢書》著者范曄所說：“明定帝略”、“勛成智隱”，誠為中肯之言。

另外至少有以下四個理由，使鄧禹應該排在第一。

第一，在取河內以及之前的很多大的決策都出自鄧禹，劉秀對鄧禹非常賞識，當時鄧禹確實是光武的首席參謀和軍事，鄧禹功不可沒。

第二，鄧禹給予光武為帝最大的支持。劉秀在河北時一度被王郎趕的如喪家之犬，他真正落腳是在信都，后來有漁陽和上谷兩個地方支持劉秀，這是劉秀最早建立的根據地，二十八宿中，從這個根據地出來的占了將近一半，主要將領吳漢、耿弇、寇恂、耿純、王梁、景丹、蓋延、任光、李忠、萬修、邳彤、劉植等都是在這個根據地跟隨劉秀的，雖然有了根據地，但這些將領們原來都有各自的部下和地盤，劉秀卻沒有一支真正自己的嫡系部隊，于是派鄧禹去召集兵馬，得幾千人，才算有了真正的第一支嫡系部隊。鄧禹對于光武帝來說，就像長孫無忌對于唐太宗，李善長對于明太祖。

第三，二十八宿的排名其實不是劉秀排的，而是他兒子劉莊當皇帝后排的，全國完成統一后鄧禹成為光武朝僅有的幾個繼續受任用的功臣。當時二十八宿中很多人已經不在人世了，向馮異這樣有希望座第一交椅的已經死了多年了，而鄧禹恢復了大司徒職務，還曾任太傅，也就是太子劉莊的老師，自然提高了排名。

第四，建國后很多功臣都居功自傲，生活開始腐化墮落，相比起來，鄧禹的人品要高尚很多，他淡泊名利，待人敦厚，孝敬父母。天下已定，常思遠離名譽和權勢。鄧禹還教子有方，他有十三個兒子，他不引導他們高官厚祿、追名逐利，而是讓他們各掌握一種安身立命、養家糊口的技藝。他修整家庭倫理，教養子孫，食封邑，不置產業。后來，他的子孫皆稱名天下。鄧禹曾說，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人，其后世必有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