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國》比起老版，少了許多抒情意味的空鏡、特寫，敘事節(jié)奏加快了，這大概是它的優(yōu)勢。但為了戲劇沖突，也改變了很多大家熟悉的歷史橋段。比如十八鎮(zhèn)諸侯是曹操發(fā)矯詔召集的，袁紹不過是應詔來與曹操會盟，但劇中曹操卻成了會盟的后加入者;再如劉關張是隨公孫瓚前去會盟的，在劇中竟成了孤單單、慘兮兮地只身赴會。劇中這樣故意變更細節(jié)的地方還有很多，我想名著改編，既要照顧到普通觀眾的觀劇效果，也得想到那些三國迷的感受。有些細節(jié)可以不交待，但一旦出現(xiàn)就不該有明顯硬傷，否則的話，會讓那些熟悉三國的人看了別扭。

還未看完全劇，很難做出整體評價。但從導演高希希(在線看影視作品)和編劇陳汗對媒體的說法看，新《三國》是想為曹操翻案的。新劇不僅以“曹操視角”來統(tǒng)領全劇，甚至想改變曹操的奸雄形象，將之塑造成一個“新型英雄”。這些年一直有為曹操平反的呼聲，似乎有了“國家統(tǒng)一”的大義，政治家是否仁義與奸詐已變得不再重要。很多平反之聲，多把“揚劉抑曹”看作羅貫中的立場，或是歷史的誤解，其實并非如此。《三國演義》之所以被視為第一才子書，是因為有三絕，一絕在諸葛孔明，他既有隱士風流，草廬中能識三分天下，又能盡乎人事鞠躬盡瘁，是知識分子理想的化身。二絕在關云長，有單刀赴會的神威，也有義釋華容的恩誼，有達旦讀史的儒雅，更有獨行千里的忠義，成為一代名將的理想化身，所以會成為歷代民間祭祀的對象，被尊崇為“武圣”，在民間與“文圣”孔子齊名。三絕才是奸雄曹操，一句“只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盡顯政治家實用主義嘴臉。

有了前面二絕，“揚劉抑曹”不可避免，羅貫中不過是尊重了中國民間歷代形成的公共記憶。一旦用了“曹操視角”，孔明和關云長的形象勢必被弱化。中國人看歷史，注重的并不是行動和結(jié)果，而是行動中蘊含的價值和理念。歷史中的事件起起落落，有的事成，有的事敗，現(xiàn)代人多關心成事之人，然而中國史觀并非如此。從孔子到屈原，從諸葛亮到關羽，皆因所主之事不圓滿才被民間信奉，因為這種不圓滿，更能顯出人格的不朽。錢穆先生認為這正是“中國的史心”、“中國文化精義所在”。所以民間對《三國》推崇，更多的是對大人格、真性情的推崇，而絕不是“只以成敗論英雄”這種庸俗的歷史觀。

忠實原著，或者創(chuàng)新，是重拍四大名著首先會遇到的難題。當然重拍者，都會說自己尊重原著精神，哪怕是創(chuàng)新，也會標榜為更貼近歷史真實的解讀。但創(chuàng)新一定得尊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精神，目的是喚起人們對傳統(tǒng)價值的新情感。當下處在一個價值觀缺失的年代，缺失不是說沒有價值觀，而是指人們的價值認知中缺少了道德、倫理、社會、政治等多維度的判斷，衡量價值的標準只剩下了財富、權力或成功。我希望這部新《三國》，至少標榜的不是這種功利主義的價值觀。

今年據(jù)說會成為四大名著重拍年，李少紅版《紅樓夢》、張紀中版《西游記》及《水滸》都在重拍中。四大名著之所以有名，就在于它的歷史傳透力，它所表現(xiàn)的價值觀是經(jīng)過歷史與民眾檢驗的。雖然人人可能重新闡釋與演繹名著，但學問與情懷的高低，卻能因此立判高下。從一部普通作品中，我們很難判斷一個庸才的藝術功力，但一旦演繹名著，立即就能現(xiàn)出原形。這也是很多著名導演并不敢輕易染指名著的原因。如何把一部經(jīng)過民族歷史經(jīng)驗的鴻篇巨著搬上熒屏，本身就最能考驗一個人的真實功力。因為名著不僅攜帶和見證了我們關于文明的公共記憶，它所承載的精神內(nèi)涵與價值往往是普通作品無法比擬的。

重拍四大名著雖是不錯的賣點，但是能成為時代的亮點，還是人們眼中的污點，仍需拭目以待。但我希望創(chuàng)作者，對這些名著能多些檢點，這樣觀眾眼里也會少些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