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帝拓跋燾（408～452年），字佛貍，鮮卑族。北魏第三任皇帝（423-452年）。422年，被立為太子，423年登基，改元始光。拓跋燾在位期間，親率大軍滅亡胡夏，北燕，北涼等諸多政權，統一北方。北伐柔然，使之“不敢復南”；南敗劉宋，占據河南之地。452年，被中常侍宗愛殺害。在位29年，謚太武皇帝，廟號世祖。拓跋燾率軍講求戰法，指揮靈活，為南北朝時期杰出的騎兵統帥。

為政舉措

政治

拓跋燾即位后，雄心勃勃，南征北戰，主要是通過戰爭手段來解決對立政權間的矛盾。但拓跋燾不是一個魯莽的武夫，而是—個善于審時度勢的有策略思想的政治家，軍事家。他在采取戰爭手段的同時，根據形勢，也力爭通過通使、貢賜、聯姻，緩和與敵對政權間的矛盾，建立友好關系。拓跋燾統治的30年間，后魏和柔然、劉宋、胡夏，北燕、北涼，互通使節，相互貢賜財物的事實不勝枚舉。相互聯姻，也不乏其例。

如神元年（428年），拓跋燾把俘虜的夏國主赫連昌迎至首都平城，不僅供奉豐厚，封爵為王，并以其妹始平公主妻之。在此之前，拓跋燾已納夏主昌的三個妹妹為貴圮，并立其一妹為皇后。延和二年（433年），拓跋燾派使臣冊封北涼主沮渠牧鍵為王，并以妹武威公主妻之，納北涼主之妹為昭儀。延和三年，拓跋燾以海西公主嫁柔然汗吳提，并納其妹為夫人。太平真君十一年，拓跋燾率軍伐宋，直抵瓜步。在勝利形勢下，他主動遣使求和、請婚。他以其孫示宋使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緣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表示了他要通過聯姻，建立友好關系的愿望。當然拓跋燾采用聯姻、通使、貢賜等手段的動機，并不是很純正的。但在戰亂年代，即使是短期的和平，對恢復社會生產，減輕人民痛苦都是有好處的。拓跋燾為了完成統一大業，能有效地使用戰爭和和平手段，足見他是拓跋燾對經濟，思想文化建設也很重視。他說：“財者，軍國之本”。他懂得物質財富是關系到戰爭勝負，政權存亡的大事。

《魏書》記載：“世祖繼位，開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倍其教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充倉廩，收其貨物以實庫藏，又于歲時取鳥獸之登于俎用者以牣膳府。“他根據其統治區民族眾多，生產方式不一等情況，堅持實行不改變各族人民傳統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的政策。既重視漢族人民農業生產，也重視少數民族的畜牧射獵習慣。通過發展農牧業生產，征收人民租調，接受各族朝貢和通過戰爭掠奪等手段來增加物質財富，保證軍國費用。

軍事

拓跋燾特別重視軍隊建設。蒙古大草原的游牧射獵生活，鍛煉了鮮卑人健壯的體魄，剽悍的性格和高超的騎射技藝。軍隊，特別是騎兵，是北魏克敵致勝的重要工具。拓跋燾為了提高軍隊的戰斗力，屢下詔令，申明紀律。他對戰爭中“盡忠竭節”，“蹈鋒履難”的將士，或升官進爵，或賞賜以人口、牲畜及金銀、古玩、繒帛等物質；對違犯軍紀者，則給予嚴懲，雖親貴重臣，也不寬貸。

如鮮卑貴族丘堆，魏太宗時以軍功封侯，拓跋燾時封公。神元年（428年），他與司空奚廳奉命率軍退出夏國王之弟赫連定時，當他聽到奚廳兵敗被俘消息，競棄兵而走。拓跋燾下令將臨危脫逃的丘堆斬首。太平真君五年（444年），中山王辰、內都座大官薛辨、尚書奚眷等八將，“坐擊柔然后期，靳于都南”。尚書令劉潔，因矯詔改易討伐柔然諸將的會期，致“柔然遠遁，追之不及”，加之犯受賄等罪，拓跋燾下令“夷其三族”。太平真君八年（447年），扶風公元處真等八將，在鎮壓吳蓋起義的戰爭中，“盜沒軍資，所在擄掠，贓各千萬，井斬之”。拓跋燾很好地使用了其掌握韻賞罰之權，整肅了軍紀。另外，拓跋燾本人，在戰爭中身先士卒，沖鋒陷陣的英勇精神，對激勵將士奮勇殺敵，保證戰斗勝利也起了積極作用。如始光四年（427年），拓跋燾親率三萬輕騎，突擊夏國都城統萬。他與將士一道，頂著風沙，強忍饑渴，和夏軍惡戰于統萬城外。他曾因馬蹶而墜地，上馬后仍繼續戰斗，速殺夏將十余人。后又“身中流矢”，但他仍然“奮擊不輟”。由于拓跋燾領導的軍隊紀律嚴明，在戰斗中又能身先士卒，“是以人思效命，所向無前。”

經濟

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拓跋燾采納高允“廣田積谷”的建議漢，下令“悉除田禁，以賦百姓”。太平真君五年（444年），他采納古弼建議，削減上谷苑囿之半為民田。太平真君末年，太子拓跋晃監國，推行有牛和無牛人戶換工種田做法，“墾田大為增辟”。農業隨著耕田數量擴大而大大增產。始光三年（426年），拓跋燾詔罷眾多的雜營戶隸屬郡縣，增加了納稅人戶。另外，拓跋燾屢下“宜寬租賦，與民休息”的詔令。他還獎勵“勸農平賦”的守宰，嚴懲貪官污吏。以上做法，減輕了人民負擔，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后魏前期，畜牧業在社會經濟中仍占重要地位。它是財富和戰馬的主要來源。畜牧業形勢好壞，不僅關系到財政形勢，并將直接影響到以騎兵為主力的軍隊的素質。因此，拓跋燾對畜牧業的發展是十分重視的。神二年（429年）打敗柔然、高車之后，拓跋燾“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于漠南，東至濡源，西至五原、陰山，使其耕牧而收其貢賦。……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其氈皮為之價賤。”神中，“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余萬匹，橐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這些記載，反映了拓跋燾對畜牧業的重視，及當時畜牧業的繁榮狀況。

拓跋燾把節約開支，減少浪費也當作保證軍國贊用的重要措施。史載他“性清儉率素，服御飲膳，取給而已，不好珍麗，食不二味，所幸昭儀、貴人，衣不兼彩”。凡“賞賜，皆是死事勛績之家，親戚愛寵未曾橫有所及。”拓跋燾反對更竣京城，修飾宮殿，反對佛教，嚴懲貪官污吏，常常是從愛惜民力、物力著眼的。拓跋燾的一系列節約開支作法，無疑對保證軍國用費，減輕人民負擔起了積極作用。

拓跋燾在執政的實踐中，逐漸認識到，要維護和鞏固自己的統治，不僅需要武功，而且需要“文教”，即通過宣揚禮、樂、法度來化民。他在神四年（431年）取得敗柔然，降高車、滅夏圖的軍事勝利后，就提出安“偃武修文”。偃武，他做不到；修文，確實是重視起來了。他尊崇孔子，提倡儒學，大量吸收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參政，目的是要用儒家學說統治人民的思想，利用漢族知識分子的知識和經驗治國安邦。

人物評價

魏太武帝拓跋燾，雄才大略，聰明雄斷。在位期間，借二世之資，奮征伐之氣，遂戎軒四出，周旋險夷。掃統萬，平秦隴，翦遼海，蕩河源，南夷荷擔，北蠕削跡，廓定四表，一舉統一了中國北方，使西晉末年以來北方地區的割據混亂局面得以結束，為北方社會經濟文化的恢復和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當時也是大魏武功鼎盛的時期。其卓越的軍事才能，在中國歷史也極為罕見。此外，他廣泛搜羅漢族士人，整肅吏治，修訂律令，督課農桑，崇尚儒學，推動了魏朝的封建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