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國太平天國的烽火硝煙剛剛散去時，日本武士階層反政府叛亂的著名戰役“西南戰爭”拉開了帷幕。無論是起義規模還是持續時間，僅延續了半年多的日本“西南戰爭”遠無法與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相提并論。況且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代表的是成千上萬被欺凌壓榨的人民的怒吼，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而西鄉隆盛領導的“西南戰爭”明顯是一場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戰爭，他代表的只是不甘心退出歷史舞臺而又螳臂擋車的武士階層。

然而，對于中日這兩場起義的領袖洪秀全和西鄉隆盛，人們的評價似乎正好南轅北轍、毀譽難分。對洪秀全的是非爭論從無到有，由少到多，沸沸揚揚，太平天國政權的“先進性”也不斷受到質疑。而逆時代“潮流”而動的西鄉隆盛，卻很快得到日本人的寬容與尊敬。西鄉隆盛死后僅12年(1889年)，明治政府就為他恢復了名譽，赦其“逆罪”，除其“賊名”，追贈其被剝奪的正三位官銜，還在東京的上野公園為他豎立了一座巍峨的銅像。

歷史有玄機，一切非偶然。洪秀全比西鄉隆盛遜色的關鍵就在于“權力人格”。

所謂“權力人格”應包括三個主要方面：做人的工作(用干部帶隊伍)的能力、謀事的能力、激勵士氣的能力。概括起來就是人、事、心三方面的整合能力。逐一對比日本的“造反派”西鄉隆盛，可以看出洪秀全的差距。

【失敗的英雄與心不在焉的革命者】

政治權威是以政治權力為后盾，依據正義或偉大人格的感召力，產生具有高度穩定性、可靠性的政治影響力。權力使人順從，權威使人服從;領導者需要權力，領導力更需要權威，它是領導者人望、感召、威信的綜合反映。洪秀全首先在人格信譽方面就遠不如西鄉隆盛。

洪秀全的事跡人們耳熟能詳，但說到西鄉隆盛，并不都很熟悉。西鄉隆盛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重臣，著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他一生最大的功績，就是在19世紀末領導推翻了德川幕府舊政權，締造新日本。他同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一起被稱為“維新三杰”。正當他功成名就、如日中天之時，卻因不滿新政府剝奪武士的特權而發動武裝叛亂(史稱西南戰爭)，向自己一手締造的新政權宣戰。歷經8個月激戰，最后兵敗城山，剖腹自殺。

西鄉隆盛的傳奇始于1858年與月照和尚的生死經歷。月照和尚由于勤王活動為幕府所不容，避難于薩摩藩，為主張倒幕的西鄉隆盛收容。1858年興起的“安政大獄”，新的薩摩藩藩主改變立場，悍然翻臉，命令西鄉逮捕并流放月照。西鄉屢次與新藩主爭辯未果，無計可施，此時的西鄉報國無門，報友無能，真是山窮水盡，一籌莫展。月照不愿連累西鄉，乃伸頭給西鄉示意其砍下，表示寧死于同志之手，無怨無悔。

西鄉這樣的硬漢子，哪里肯在緊要關頭賣友求榮。他從容無事，某夜，與月照泛舟于錦江灣，對飲高歌，最后兩人相抱，一起蹈海自盡。誰知西鄉幸運被救，而月照卻淹死于海中。大難未死的西鄉隆盛繼續為維新事業奔波，數年后，逐漸成為薩摩藩最具實權的人物，并完成了月照生前未能實現的倒幕維新大業。西鄉隆盛在月照逝世17周年時，還深情作詩道：“相約投淵無后先，豈圖波上再生緣。田頭十有余年夢，空隔幽男哭墓前。”

西鄉隆盛獨有的人格信譽，并非其自身獨有，而是日本武士道文化的深遠折射。戰場上的生死瞬間，武士重名譽而輕生命由來已久，有時甚至顯得不近情理。一名叫景正的武士在戰場上被敵人的弓箭射中，仍帶傷作戰，同伴想為他取下射進眼睛里的箭，便用腳踩他的臉要為他拔出箭，他卻大怒拔出刀刺殺同伴。原因在于，他認為自己的顏面被他人踐踏便損傷了武士的尊嚴與名譽。在名譽與死之間，武士寧愿選擇前者。

日本歷史上的武士，作為政治權威，在武國理念的指導下治理國家近七百年;作為文化的主要創造者，影響日本文化的構成及走向;作為理想形象，直到現代依然是日本國民效法和崇拜的對象。西鄉隆盛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無論成敗與否，他都得到日本人由衷的敬畏。

而洪秀全從起義那天起，就沒把心思放在用兵打仗上。每到革命事業山窮水盡的關鍵時刻，他總是動搖退縮，逃之夭夭。剛進入廣西傳教之時，困難重重，生活條件也非常艱苦。洪秀全不堪忍受，借故扔下馮云山一個人，回廣東老家繼續當他的私塾老師去了。三年之后，得知馮云山在廣西繼續傳教，且已發展了三千多名教徒，他大喜過望，立刻整好行囊，奔廣西而來。到了廣西，他不聽馮云山韜光養晦的勸告，執意大干一場，搗毀了當地百姓信的甘王廟，引起官府注意。官府逮捕了馮云山，洪秀全嚇得失魂落魄，借口回廣東找兩廣總督營救馮，又跑回了廣東老家待了一年半。等馮云山被別人營救出來，風頭已經過去，他才又回到廣西。洪秀全一生的“革命生涯”可以說都是誤打誤撞，他的投機心理與農民似的狡黠在起義之初隨處可見，張宏杰總結得十分到位：

從創教之初，他就一直很少參與繁雜艱苦的具體事務，而是沉醉于制定規矩、講究排場、編造神話、神化自己。所有政務，先是委之馮云山，后是委之楊秀清。他既沒有操作具體事務的才能，也沒有那種耐心和毅力。(張宏杰：《心不在焉的革命者：洪秀全》，《社會科學論壇》2005年第6期)

作為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的領袖，洪秀全固然有其非凡的一面，但他始終缺乏一種企求人格圓滿的自覺和警醒。這是他執迷不悟的緣起，也是其最終失敗的根由。

【時代大潮中的洪秀全與西鄉隆盛】

一位成功的領袖，首先應該是才智卓越的人才。以識樹威，以能樹威，以情固威。而在見識能力上，洪秀全與西鄉隆盛亦遠不在一個水平線上。

洪秀全本身是一個四次落第的秀才，從他后來那些大量俚俗混雜文理不通的詩文看，他確實是一個資質平平、毫無靈氣的人。他對“讀書明白”之人絕大多數嗤之以鼻，自己不讀書，還不許別人讀書——包括他自己的兒子。“敢將孔孟橫稱妖，經史文章盡日燒”，他掀倒孔子牌位，焚燒儒家經典，搗毀廟宇偶像，盡棄所學，致力于“向西方尋求真理”。可實際上，他既沒有讀懂西方宗教教義，又不懂革命為何物;既不明白世界大勢，更不理解資本主義為何物。

洪秀全對待文化的態度，決定了太平軍的人員構成。由于科舉場上的失利陰影，他潛意識中總把有文化者視為異己。太平軍公開造反之后，只有少數讀書人愿意參加。一聽說太平軍即將占領某地，讀書人便聞風而逃。有些無法逃走的，寧愿自殺也不為之效勞。當太平軍需要一些識字的人，在南京初次招考時，告示竟說，通文墨而不應考者斬首不留。縱然出了這種極為兇暴的公告，偌大南京被屠刀趕進考場的也只有三十多人。其中幾個如鄭之僑、夏宗銑等人，特意借試卷發泄敵對情緒，他們明知這樣會被殺被磔也在所不顧，比不應考更決絕勇烈。可見太平軍與知識階層的對立，到了何其激烈的程度。

曾國藩正是以捍衛儒家道統為名，號召士大夫與太平天國為敵。他在《討粵匪檄》中以充滿激情與鼓動的文字寫道：“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這幾句話著實厲害，一下子把洪秀全擺到千年綱常名教的敵對面，擺到千千萬萬讀書人的敵對面。清廷以傳統道德的精神力量凝系了傳統制度下的社會力量，時間一長，戰局逐漸倒向代表傳統“正道”的曾國藩一方也就勢所難免了。洪秀全喝下了自己釀造的輕踐文化的苦酒。

他高高在上、脫離實際更缺乏領導實踐能力，最后導致軍心民心分崩離析，成為真正的孤家寡人。可是不甘于做橡皮圖章的洪秀全，有時也要亂出主意瞎指揮，結果導致馮云山被清軍炮擊死于全州蓑衣渡。這一來使洪秀全在軍事上不敢再指手畫腳。沒有軍事指揮、行政領導能力的洪秀全，到南京后干脆退出一線，盡情享福。在豪華無比的天王府里，面對官員們呈上的奏章，他一概蓋上“旨準”的圖章。而越不管事，便越缺乏管事能力。到了太平天國迅速走向衰亡的后期，他完全只能依靠“天意”支撐自己了。

洪秀全所處的時代時逢中西交沖，身處千年未有的時代變局，他左支右絀，無力應付。在太平天國所有來訪的傳教士中，美國人羅孝全是最受禮遇的一位，因為他曾是發跡前洪秀全的宗教老師。然而正是這位自稱一直是洪秀全“革命運動的朋友”，在與洪秀全相處不久后即想方設法逃離天京，與太平天國反目成仇。1862年2月4日，羅孝全在《北華捷報》上發表文章說：

在他們中間生活十五個月后，我的態度完全轉變了。我現在反對他們的程度并不亞于我當初支持他們的程度……我相信他(洪秀全)是一個狂人，沒有任何有組織的政府，根本不配做一個統治者;他和他的苦力出身的諸王，沒有能力組建起一個政府，甚至無法組建一個像衰老的清政府那樣帶給人民同樣利益的政府。

羅孝全的離去與反目，成為太平天國與西方傳教士、基督教徹底破裂的標志與象征。過去曾持同情、觀望態度的西方列強，轉而將槍口對準了太平軍將士。英、法兩國除在上海外圍與寧波地區直接出兵進攻太平軍外，還準許戈登、日意格等現役或退役軍官受雇于清廷，組織常勝軍、常捷軍等殘酷圍剿。僅就這一重大戰略的失策，也足見洪秀全嚴重缺乏戰略家的眼光和胸懷。

而西鄉隆盛能夠成為一代明君明治天皇的老師，可見其才學能力非同一般。

西鄉出身于薩摩藩一個地位低下的武士家庭。這個時期的武士，非常看重筆尖口頭功夫。西鄉從小受到傳統武士教育，通過嚴格的武士訓練，逐步掌握了劍術、弓術、馬術、柔術、炮術和槍術。武士家庭生活環境的熏陶和嚴格訓練，不僅使其養成了尚武的習性和剛健的氣質，而且深深扎下了忠孝仁義的道德觀念。他不僅博學通才，而且識見超人，具有謀事的眼光與魄力。他在維新期間可謂叱咤風云，有膽有識，先后建立“薩長倒幕同盟”，策劃“王政復古”，實現“江戶無血開城”，創立警察制度，完成廢藩置縣……在近代日本歷史上功勛卓著，萬人敬仰。

西鄉隆盛通曉世界大勢，更能在時代的大潮中相時而動，搏擊中流。他與大久保利通掌握薩摩藩藩政藩軍后，銳意改革，擴充陸海軍，實行近代化建設，積極準備打倒幕府。為了取得英國財政、軍事和技術方面的援助，甚至不惜和曾與薩摩交過手的外洋仇家——英國結成了“薩英同盟”。為了順應時勢，曾經一度為“攘夷”奔走呼號的西鄉，卻不盲目排外，而知順時而動，通達權變。歷史上的薩摩藩，在西鄉執政時期，就早已有了西式的軍工廠，并由英國提供大批軍火。在后來的倒幕戰爭中，薩摩的火槍隊發揮過巨大的作用。西鄉在倒幕成功后曾派遣精通火器的手下出洋學習，部屬們在申領出洋經費時，慷慨陳誓，倘此去不能習得西人火器精妙，必剖腹以謝其罪。近代日本武士精神和西方先進技術，就是這樣結合起來的。陳獨秀就曾詩詠西鄉“男子立身惟一劍，不知事敗與功成”。

【以利交者，利盡則散;以心交者，方能永恒】

以利交者，利盡則散;以色交者，色衰則疏;以心交者，方能永恒。通過什么途徑凝聚、團結部屬，這是對領導者的極大考驗。

一個沒有人文底蘊的人很難指望他去匡正世風人心，所以，洪秀全做事重于為人。他的手下未必沒有明于英斷之輩，然而被信念和信義感召而來的人并不多。洪秀全沒有能力向這些人提供賴以維系的真正精神力量，在虛幻的“天國”夢想下，他只能以利祿驅眾。這些人追隨于洪秀全的身邊，匯成了一個影響歷史的群體。洪秀全之人格，能入腦而不能入心。只見其做事，不見其為人。其一生事業做得越大，身邊的君子英才反而越來越少。

進入天京后，洪秀全偏處深宮，脫離群眾，太平天國領袖們之間的關系日益疏遠，原來“寢食必俱，情同骨肉”，變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洪秀全不能正確處理這些矛盾，既理政無能，又馭眾無方，只能采取濫封爵賞的辦法，致使矛盾更加尖銳復雜。

中國從漢朝至明清，晉爵封王一直都是一項很嚴肅、很慎重的獎賞制度。可是到了洪秀全這里，王爵之多之濫之亂，簡直匪夷所思。到1864年6月天京陷落之前，太平天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當王爺們多得無法以字面區別時，洪秀全干脆來個數字編號，以示區分。故而出現了“368天安”，“1467天福”，“1469天豫”之類數字化的官爵，寫下了中國幾千年專制官制史上的奇觀。

在一個依靠名器駕馭天下人心的時代里，名器太濫使人心風氣和仕路秩序都因之大亂。如此濫封王位帶來的惡果，不但使財政開支更加困難，而且讓這些草頭大王擁兵自重，成為當地一霸，修王府、選美人、辦儀仗，出門前呼后擁，招搖過市，老百姓紛紛走避不及。正如民謠所唱：“王爺遍地走，小民淚直流。”

蔣廷黻給洪秀全作了這樣的總結：“他的運動無疑起自民間，連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眾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及才能上的缺點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為我民族造幸福。總而言之，太平天國的失敗，證明我國舊式的民間運動是不能救國救民族的。”

反觀西鄉隆盛則是個理想主義者。他的立場始終站在下級武士一邊，他代表的正是標準的武士道精神映照下的理想人格。下級武士是維新的主力，但后來被剝奪了特權，他不能接受這一點，于是起兵維護他的武士兄弟們的利益，與之交戰的都是他的舊日同僚。他和參加維新的其他志士不同，對高官厚祿毫無興趣，但可以為支持他的人舍命而不計后果。在流放島看到流放的罪人和島民沒糧吃，西鄉隆盛毫不吝惜地將發給自己的大米讓給他們吃，結果自己斷頓。西鄉隆盛回到鹿兒島，將自己的俸祿用于撫恤武士家屬，創辦“私學校”，以“尊王憫民”為校訓，傳授經史。最后起兵造反時，他本想息事寧人，但又不忍給義憤填膺的學生們潑冷水，才孤注一擲走上了武力反政府的道路。

西鄉的號召力自然可以想見，被圍城山后，西鄉以下的心腹眾人，都心甘情愿追隨西鄉從容赴死。桐野利秋依然不改往日風度，他把長發扎在腦后，手持銀飾指揮刀，著便裝巡視城山，威風絲毫不減，甚至有人還聞到他身上噴灑過的古龍水的味道。西鄉的另一干將村田新八則顯得豪爽樂觀，這個在歐美接受先進思想、曾被勝海舟稱贊為“大久保以外惟有此人”的武士，在探望傷病員的時候，還樂觀自嘲大笑：“剛剛我看了政府軍修的工事，真是堅固啊，我們無論如何是打不動的。就算以后有洋人來，日本也不用怕被欺負啦！”

洪秀全與西鄉隆盛的差距，某種程度上是染毒的儒家文明輸給了剛健的武士道精神，其間折射出各自國家傳統文化，在19世紀中葉自我更新的努力和痛苦。

甲午戰敗后，梁啟超開始研究中國何以長期積弱的原因，鑒于當時西方和日本都認為“中國之歷史，不武之歷史也，中國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他激動地說：“吾恥其言，吾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于是憤而下筆，于1904年寫成《中國之武士道》一書。在該書的序言里，他回顧了中國武士道精神歸于瓦解湮滅的歷程和原因，并指出這一精神的消失對中國民族性的戕害是中國近代積貧積弱、受人欺凌的重要原因之一。那種對中華民族已消失不彰的武士精神的追懷贊嘆，那種恨鐵不成鋼的悲憤令人扼腕感嘆、痛徹心肺。誠如當年面對日寇的鐵蹄侵略，王蕓生大聲疾呼：“我們要努力做一個好中國人！——中國現在需要無數的文天祥、史可法，但有一個石敬瑭、吳三桂便足以亡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