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博物館珍藏著一件奏折，展覽在“復興之路”基本陳列中。該展品為國家一級文物，由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林則徐主稿，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列銜。具奏日期為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一日(1839年9月18日)，內容是向道光皇帝奏報七月二十七日(9月4日)中英九龍之戰的戰況，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鴉片戰爭前夕林則徐對英國的認識。

英軍進犯九龍

林則徐在奏折中把九龍之戰的起因歸結為“英夷義律于出澳后，率領該國夷船以索食為名，突向師船開炮”，而英人之所以“索食”，系“義律前因求在澳門裝貨，不準。輒將該國新來貨船阻留尖沙嘴洋面，圖賣鴉片，并主令奸夷空躉任意逗留。又命案抗不交充，給諭亦不接受。是以臣等斷其接濟，并勒兵分路嚴防”。事實上，“索食”之爭只是表象，英人“圖賣鴉片”、“命案抗不交充”，才是中英雙方的主要矛盾，也是九龍之戰爆發的根本原因。

林則徐虎門銷煙后，義律將英國商人和僑民從廣州撤到澳門，利用澳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貿易職能，不但拒絕簽署“嗣后來船永遠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林文忠公政書》乙集，卷一)的具結，并且拒絕交出陸續新到虎門商船上的鴉片。中英雙方反復交涉，均無結果。

1839年7月7日，一群英國水手到尖沙嘴醉酒滋事，將村民林維喜打成重傷。次日，林維喜因傷重不治而死。義律拒不交出兇手，先是用錢收買死者家屬，繼而又私設法庭，公然踐踏中國司法主權。中英雙方圍繞具結、交兇、繳煙等問題交涉數日無果。8月15日，林則徐諭令澳門同知“斷其接濟”，并下令從澳門撤離為英國人服務的買辦和工人。隨后，林則徐進一步向義律施壓，要求澳門的葡萄牙當局驅逐英國商人。8月26日，英國人全部離開澳門，寄住在香港、九龍一帶的船上。

林則徐認為，在不斷施壓之后，英人已經斷水斷糧，到了四面楚歌的地步，“要令就我范圍，似已確有把握”(《林則徐集·奏稿》)。但他并不知道，義律一直在向英國政府求援，請求派軍艦前來助戰。8月31日，英印總督派出的“窩拉疑”號軍艦駛抵廣東海面。義律有此武力后盾，更加有恃無恐。當葡萄牙總督拒絕其返回澳門的要求之后，9月4日，義律率領幾艘快艇和武裝船只駛抵九龍，以“索食”為名，悍然挑起了九龍之戰。

清軍重創英國軍隊

九龍之戰分為前后二次，持續四個多小時。關于戰事的經過和結果，林則徐在奏折中有著精彩描述：

七月二十七日午刻，義律忽帶大小夷船五支赴彼，先遣一只攏上師船遞稟，求為買食。該將正遣弁兵傳諭開導間，夷人出其不意，將五船炮火一齊點放……少頃，該夷來船更倍于前。復有大船攔截鯉魚門，炮彈蜂集。我兵用網紗等物設法閃避，一面奮力對擊……我兵傷斃者二名，其受傷重者二名，輕者四名，皆可醫治。師船間有滲漏，桅篷亦有損傷，均即趕修完整。嗣據新安縣知縣梁星源等稟報：查夷人撈起尸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又漁舟迭見夷尸隨潮漂淌，撈獲夷帽數頂。并查知假扮兵船之船主得忌喇士(道格拉斯的異譯)，手腕被炮打斷。此外夷人受傷者，尤不勝計。

可見，清軍以微小代價重創英軍，可謂大獲全勝。然而，清軍取得勝利的前提是英軍的“窩拉疑”號軍艦并沒有參加戰斗，所謂“該夷來船更倍于前”，只是一些裝有少量火炮的非正規戰艦。因此，作為鴉片戰爭爆發前中英發生的第一起戰事，九龍之戰只是英國進行的一次試探性進犯，并沒有體現中英雙方真正的軍事實力對比。但是，此次海戰對林則徐關于“夷情”的判斷和“剿撫”方略的制定，產生了很大影響。

林則徐認為英人不堪一擊

清軍在這次小規模戰斗中取得的勝利，使林則徐產生了英軍根本不堪一擊的判斷。他在奏折中認為：“英夷欺弱畏強是其本性，向來師船未與接仗，只系不欲釁自我開，而彼轉輕視舟師，以為力不能敵。此次乘人不覺，膽敢先行開炮，傷害官兵。一經奮力交攻，我兵以少勝多，足使奸夷膽落。”此時，義律的日子確實并不好過，一方面，部分英商因遲遲不能進入廣州進行貿易而心生不滿;另一方面，對華用兵的請示還沒有得到英國政府的批準。因此，義律在九龍之戰后尚不敢輕舉妄動，轉而采取緩兵之計以拖延時日。

林則徐在“奸夷膽落”的判斷基礎上，認為義律已窮途末路，“其懔畏之狀，亦已情見于詞”，堅持英商先具結而后才能進行貿易。以后的事態發展，并沒有如林則徐所料。在雙方反復爭執無果的情況下，英國人決定悍然發動鴉片戰爭。

從林則徐的這一奏折可以看出，他并沒有把當時號稱“世界工廠”的英國放在眼里，反而對傳統的“羈縻”之策胸有成竹，一面下令中斷所謂“天朝”恩賜的中英貿易，一面對“天朝”兵威抱有足夠的信心。同時，林則徐對英國的軍事實力和侵華野心估計不足，反映了他當時對“夷情”判斷的局限性。

清政府和士大夫昧于知時

“康乾盛世”之后的清王朝已然處于“衰世”，其對手不再是冷兵器時代的游牧民族，而變成了擁有現代政治制度、生產方式和軍事武裝的英國侵略者。然而，在中國因襲上千年文化強勢輸出的環境里，士大夫階層早已習慣于在“天朝”文化視野里恪守祖訓。他們不屑與那些“未開化”的民族進行平等交流，被歷代統治者奉為金科玉律的“羈縻”治邊策略也隨之日益固化。

在這種文化環境下，即便是開始“睜眼看世界”的林則徐，也很難用完全“近代”的眼光去審視英國這個新對手。以道光皇帝為首的清政府則更昧于“夷務”，只希望盡快柔遠懷來，多次對林則徐下達“亦剿亦撫”的上諭，“務使奸夷聞風懾服，亦不至驟開邊釁，方為妥善”(《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1冊)。囿于這些因素，對于在他看來十分貪婪野蠻而又非常軟弱的英國人，林則徐只能采取“羈縻”之策，而這也是當時清政府的唯一選擇。然而，在英國的“堅船利炮”面前，傳統的“羈縻”之策已經不能奏效，既無法繼續確保清政府的“天朝”權威，也滿足不了英國的侵略野心。